内容提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双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广泛合作。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带来了中阿三次建交高潮。新时期中阿双方的战略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双方都强调开展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对抗，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新秩序。未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将促进政治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关键词：中阿关系；政治合作；文明对话

　　作者简介：杨福昌，中国中东学会会长， 外交部前副部长， 前驻科威特、埃及大使。

　　 Abstract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abic countries has a long hist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xtensive on the political arena. The successful opening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n brought three tides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Sino-Arabic strategic ties in the new era enjoy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i.e. the two sides emphasize on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stead of civilization conflicts, oppose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and advocate establishing a new, far and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ides'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their politic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Sino-Arabic Relations;   Political Cooperation;  Dialogu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一、 中阿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阿关系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成方就有了友好往来。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 经中亚，到达两河流域的名城泰西封， 即今日伊拉克的麦达因，从泰西封再延至叙利亚、埃及。以后开辟的海上香料之路，是中阿间联系的又一条通道。这条路从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明州(今宁波)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至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溯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巴士拉、巴格达。另由霍尔木兹向西至阿曼的苏哈尔，再至亚丁，沿红海北上至叙利亚、埃 及。这是中阿间最早交往的历史。公元610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 经过他及其继承人的努力，克服了半岛上的分裂局面，创建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中阿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穆罕默德在创教时曾说过：“学问虽远在中 国，亦当求之。”他既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中阿的交往，也鼓励后人继续并加强双方的交 流。穆圣去世后的第二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者来华，时值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公元651 年)，这一年即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年。奥斯曼于四年后即永徽六年六月 (公元655年) 再次遣使来华，此后双方往来不断，贸易、文化交流频繁。双方在历史的交往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中阿交流是世界上两大文明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中阿两个古老的民族曾创造山辉煌的文明，中国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是世界无价瑰宝，双方有了交流后，相继传入了阿拉伯国家。在伍麦叶干王朝时期，造纸传入当时王朝的首府大马士革，所产之纸质地精良。印刷术约于公元10世纪传入埃及。指南针帮助阿拉伯人发展了他们的航海业，并于1180年由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火药是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国家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均较发达，分别于元朝和明朝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就。

（二）中阿交流带动了双方艺术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的艺术，如 建筑、服饰、绘画等影响了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和人民，各地所建的清真寺无一不带有阿拉伯建筑风格。在双方交流中有不少人留居在对方国士，他们把本国的艺术和工艺带到异邦。据中国史书记载，一位叫杜环的人在库法看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东阫、吕礼。”这些技术工人在阿拉伯国家辛勤劳动，传播技术，成了中阿文化交流的真正使者。

（三）中阿交流中充满友好之情而无侵占掠夺之意。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双方互通有无，学术共长，是真正的文明对话。即使在双方鼎盛时期，一方从未对对方造成伤害，在对方没有一块殖民地。2005年，中国在纪念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专家学者的纪念文章中都突出了郑和“和平之旅”的特点。1405年郑和奉命下西洋，旨在恢复和建立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宣扬大明国威及通商贸易。他率领的最后一支船队于1433年回国，先后出使航行7次。前3次，船队仅到印度半岛，第4次开始，远行至西亚非洲，他去过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地。郑和船队往往多达200多艘，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对加深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而未对所到之地进行掠夺或殖民活动， 因此，船 队访问过的国家都纷纷来中国回访示好。郑和结束航行任务半个世纪后，欧洲的一些冒险家开始对非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式的入侵，开辟殖民地才掠夺当地资源。

（四）中阿交流中充分体现了开放、友好的精神。

　　因为中国实行和平政策，所以中国使者到阿拉伯国家均受到欢迎和礼遇。同样，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派来的使者也是礼遇有加。据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倭马亚王朝派使者来华，唐王朝对他“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对阿拉伯使节的褒奖很多。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商人也是持友好、信任的态度，如在宋朝，因来华阿拉伯商人增多，他们在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有自己的聚居地，称蕃坊，宋朝政府任命阿拉伯商人担任蕃坊的蕃长，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巾袍履笏如华人”。谈到阿拉伯在华名人，不能不提到赛典赤•瞻思丁， 他于1211年生于古波斯的布哈拉，确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是穆圣的31代孙。他于成吉思汗年间来到中国，在朝廷做官。1274年，它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省长），他治理云南有方，使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发展，后人对其满怀崇敬之情。在这提到此人，是想说明：1 中国政府很开明，敢于任命以为外国的穆斯林去边疆担当要任；2 赛典赤的后裔在云南繁衍众多，郑和即为其后代，在云南许多地方，例如有一个叫纳家营的小镇，都有其后裔，也就是穆圣的后裔。

二、 中阿三次建交高潮

　　中国同22个阿拉伯国家均已建立了外交关系，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双边的友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同各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不是在同一时期，大体可分为三次建交高潮：

（一）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阿建交的大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殖民地国家进行了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运动。新独立国家百废待兴，力求摆脱外界干扰、自立自强。在此背景下，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领导人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名城万隆举办了划时代的亚非会议，体现了他们对联合自强的追求，激励着亚非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出席万隆会议的有9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沙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这些国家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在会议上对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给予了支持，尤其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主张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在巴勒斯坦的阿咯难民问题、支持北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在24日闭幕式上，他重申“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可以说，万隆会议为中阿双方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中国也曾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伤害，所以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主权、争取独立是一种自然的立场。而彼此的相互了解又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两 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 文 化、经贸开路、最终达到政治上建交的目的。

　　中埃在正式建交前已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往来。1955年5月，  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签订了中埃两国文化合作会谈记要，规定双 方互派老师和留学生去对方任教及学习。同年 8 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穆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及议定书，规定双方互在对方设立享有一定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文化合作记要签订后，中国主管部门立即决定派一名老 师、七名留学生赴埃。老师定为西北大学的金家祯教授， 学生则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及外贸学院(今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前身)选择。当年9月秋季开学后不久，三校就进行了选拔推荐工作。这项工作很 快完成，老师和七名学生学习必要的外事知识后，准备赴埃。与此同时，在埃及设立商务代表处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当老师和学生们准备就绪，计划启程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商代处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见。考虑到台湾在埃及设有“大使馆”， 总理认为老师和学生们单独去埃及安全无保证，出现问题也无法同国内联系，指 示要同商代处人员一起赴埃。也提出由于埃及是伊斯兰国家，学生中应该有穆斯林同学。当商代处筹备工作结束后，总理再次接见了李应吉主任和张越副主任为首的商代处人员及师生们，对赴埃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提出了要求。1955年12 月24日，商代处人员及师生一行取道巴基斯坦，办理入埃签证，于1956年1月初抵达埃及，代表处正式成立，老师和同学们也分别去语言学院教课和在开罗大学的大学城(学生宿舍)补习阿拉伯文，准备入学。同年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在京成立，代表是米德哈特•埃尔•法尔。埃及派来中国学习的四位学生中有画家黑白和图玛德夫妇。在中埃正式建交前不到半年时间， 两国先完成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两国在反帝、反殖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及双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顺利开展，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是顺理成章之举。1956年5月16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 使节。埃方将这一决定通过双方商务代表处通知了中方。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埃及这一决定，表示希望中埃两国尽快建交并互派使 节。18日，周恩来致函纳赛尔，重申上述内容，并表示深信"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 平的共同事业"。 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 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中埃建交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干扰，否则， 还会提前完成这一进程。埃及1952年革命后的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曾透露，埃及此前已准备承认新中国，因受到美国的警告而搁浅。1956年5月24日，纳赛尔在接见中国商代处代表 时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己确定的事，前些时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作朋友，而是向以色列继续大 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 从1956年同埃及建交开始， 至1965年， 即文化大革命前夕， 一共10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分别是：埃及、叙利亚、 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二)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不但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对中国的外交也造成了不小的伤 害。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使节均被召回参加运 动，仅留下驻埃及大使一人。中国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下滑，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1。66亿美 元，1967、1968年平均仅为800~900万美元。自 l965年一直到1971年， 中国没有再同新的阿拉伯国家建交，极左思潮对己存在的中阿关系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到1971年的第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决议后，才有了 变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自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政府继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并由周恩来于11月 15日为此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起，就己列入了联合国议事日程。虽历多年讨论， 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而未取得成果， 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己是历届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1971 年第26届联大再次讨论中国问题时， 于10月25 日先是以多数票否决了美、日关于中国问题是 “重要问题”， 需以二分之兰的多数通过的提案 后， 接着以76祟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 结果， 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 号决议。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消 了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的一个重要障碍。从1971 年到1978年，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兴起了第二次建交高潮， 这一时期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有6 个， 它们分别是： 科威特、黎巴嫩、科摩罗、约 旦、阿曼、利比亚。

　　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是一个重要原因外，促成这些国家同中国建交还有以下几个原 因：1、自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一些驻华使节开始，极左思潮对外交的干扰受到了一定遏 制。同年，派回了中国要参加“文革”的驻外使 节，向外界传递了在外交上纠正极左思潮作法的积极信息， 改变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文革”后，中国在外交上注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渐淡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这就为打开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2、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支持阿拉伯事业的立场始终鲜明如初。1967年6月5日，中东发生了第 三次战争，周恩来于6月6日致电埃及纳赛尔总统，叙利亚阿塔西总统及巴解组织舒凯里主席， 对他们抗击入侵表示了支持和声援。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这一坚定的立场，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积极评价；3、美国调整对华立场，也影响了一 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在多年执行的拒不承认、拒不接触的对华政策后，终于认识到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开始缓和对华关系，并采取较为现实的对华政策。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上半年访华的公告，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己昭然于世。美国的这一举措， 给它的盟国和|同它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建交开了绿灯。因此，在中阿第二次建交高潮时期，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独立后， 很快就同中国建交。如科摩罗1975年7月6日独立后， 同年11月13日同中国建交。二是一些国家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同我建交，如科威特1963年11片21日同台湾建交，1971年3月 22日同我建交：黎巴嫩于1957年9月把同台湾的关系由“公使级”提升为“大使级”，1971年11 月9日同我建交；约旦1957年8月同台湾建交， 于1977年4月7日同我建交。

（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阿实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1978年底，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对内，集中一切能力发展白己，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经济己实现了连续27 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奇迹。这一快速增长己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其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更引起问拉伯国家的关注。对外， 政策上做了调整，主要是理顺了同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首先是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曾经有一 段时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充满变数，在美苏争夺中，都想把中国拉到自己的一方，压倒对方。中国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曾经“一边倒”或“联美反苏”。在新时期，中国明确地提出不同大国或 国家集团结盟，不借助一方对抗另一方。其次，中国非常重视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努力扩大经济合作，推行 睦邻友好政策，使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成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再次，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对外关系的依托。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始终没有忘却这一属性，因此同不结 盟运动和77国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它们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外交上的成熟，表现在：更加独立自主地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决；强调了和平的取向，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进一步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愿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主张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遵循国家平等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 平等；经济上加强交流，平等互利。以上这些政策主张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社会发展，同时也通过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展现给外界的是一个务实、爱好矛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良好评价， 实现了建交的第二次高潮。从1979年至1990年，中国同吉布提、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 沙特阿拉伯王国等6个国家建交。至此，中国同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这一批阿拉伯国家中，主要是海湾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政教合一国家，伊斯兰教处于权威地位，沙特更是这一宗教发源地，它们同以无神论为主体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臼然存在差异，这可能就是双方建交推迟的原冈之一。当中国以开放的思维、和平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当国内各种宗教都受到尊重、教众信仰、履行宗教功课享有充分自由被外界所了解后，中国和上述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障碍自然得以消除。 中国同巴勒斯坦早在万隆会议期间就有了接 触，周恩来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叙利亚代表团副团长、后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简称“巴解” ) 主席的艾哈迈德•舒凯里，听取了他对巴问题的介绍，表示支持巴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并力主将巴问题列入议程，取得了令巴及阿拉伯国家满意的结果。1964年3月17日，阿拉法特 ( 化名穆罕穆德•里法特 ) 和阿布•杰哈德 ( 化名穆罕穆德•哈利勒 ) 抵北京，他们受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邀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首都各界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正义斗争的集会。在会上， 中国亚团副主席茅盾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重返家园和恢复他们合法权利 所进行的斗争”。阿拉法特在讲话中表示，在斗争中，“我们得到全世界崇高的兄弟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中国兄弟的支持，中国确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此后中、巴之间接触很多，关系密切。阿拉法特曾说，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中国的支持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将有助于巴人民反帝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是除阿拉伯国家之外第一个知道巴方将于1965年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除在政治上支持巴的事业外， 中国还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 并为巴方培养了不少人员。巴勒斯坦人国民大会于 1964年6月2日至6日在耶路撒冷 (约旦区) 召 开；大会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他们国家的斗争”。 1965年3月，巴解主席舒凯里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3月23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方重申“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是无保留的。过去如此，今后还将如此。”中国方面认为 “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也支持了中国人民。” 双方同意巴解“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除张美若代表外交学会同舒凯里在声明上签字外，周恩来作为外交学会的名誉会长也签了字。办事处在京成立，享有一般使馆享有的外交特权。1988年11月15日，巴解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全国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巴解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包括：(1)接受l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的181号 “分治”决议，即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同它谈判，以划定两国的“最后边界”；(2)放弃武力 解决问题的选择，而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一切问题；(3)接受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242号 决议；(4)宣布建国，“在我们巴勒斯坦士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它的首都为光荣的耶路撒 冷” 。中国于11月16日，即建国次日，发表声明，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性抉择，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巴勒斯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两国于11月20日建交。同年12月31 日，巴解驻京办事处改为巴勒斯坦国驻华大馆。1990年7月5日起，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兼任驻巴国大使。巴实行自治后，1995年12月23 日，中国在加沙设立驻巴民族权利机构办事处。

 三、新世纪的中阿关系

　　（一） 国际形势的几个特点。进入21世纪， 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和平发展仍是全球性的两大主题。主要表现在：一些热点问题正在降温，虽仍有困难，但已取得缓解；大国之间的关系基本稳定，人们常关心的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就给了各国一个发展自己的和平环境；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联合自强的势头持续发展，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小国只有靠联合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组织不断增强其活动能力；在国际社会和地区组织的协助下，一些国家的战乱或无政府状态正在改善；国际舆论界主要谈论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无庸讳言， 也应注意到在局部地区和个别国家内还存在重重矛盾， 局势紧张、动荡， 不但自己无机会发展， 还影响着周边或地区形势的稳定；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凭借其超群的实力， 仍在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以世界领导者自居， 它还提出了“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理论，为它的行为提供支持。反对和批评这种论调的国家非常多，甚至包括了美国在欧洲的许多传统盟友，发展中国家批评的立场更 为坚定；“9•11”事件后，反对恐怖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6年1月28日，埃及总统 穆巴拉克就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恐怖主义就像一把长剑， 将伤及所有人”， 他呼吁召开国际反恐大会。他的建议未被重视。“9•11”后， 各国才把反恐列为重要议事日程， 为此召开了多次的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共谋对策，制定反恐战略，恐怖主义问题这时才引起全球的重视；最后，防扩散、环保、贫 困、艾滋病、气候变化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二） 中阿合作前景广阔。在上述国际形势的背景下， 顺应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世界潮流， 中阿双方在新世纪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双方合作的步骤， 体现了进一步合作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基于彼此的相互尊重以及双方对国 际事务所持的相同和相似的立场。阿方赞赏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和合法权益的坚定原则立场；中方赞赏阿拉伯国家应对挑战、加强 团结协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努力。在此基础上，双方于2004年1月30日成立了“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为双方进行交流与合作以密切双边关系的一个新的平台。此外,中方还采取了两个重要举措，一是于2001年12月 21日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二是胡锦 涛主席于2004年1月30日在访问埃及期间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 他提出了发展中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 密切经贸往来；以相 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四项原则既符合中阿关系的现状，又为这一良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完全符合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宗旨。
在新世纪，中阿关系的发展有坚实的基础：

 　　(1) 双方都尊重并支持对方关切的问题。在世纪之初召开的第十 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仍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国的主要任务，并把本世纪初的前20年作为自己发展的机遇期，另外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阿拉伯国家很理解并支持中国人民的这一重要关切，在“中阿合作论坛”宣言中， 把“阿拉伯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双方开展合作的一个基础。中国也理解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关切，那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并在宣言中将“中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 土地换和平原则”作为双方合作的又一个基础。在中阿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阿拉伯学者担心以色列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中阿关系发展的一种阻力。这种担心并不能成立。早在上世纪 7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就曾建议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同要求以方归还领土和巴方建国挂钩。1980年7月24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包括耶路撒冷；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中东各国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以色列有生存权的主张。但丝毫未影响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中国、以色列于1992年1月24日建交，建交后的第四天，即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东和会多边会议上，我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指出：实现中东和平问题全面、公正解决包括以下二项基本要素，即阿拉伯被占领士应予归还；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应予恢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所有国家的主权利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说明中国 的立场未变。中国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因为它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成立的国家；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事业是因为它们的领士至今仍被占领、权利未能恢复。以上的原则、立场在中、以建交前后都是一致的，没有变化。

　　(2）双方都希望在国际上建立公正、民主的新秩序。冷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争夺霸权的时代结束，各国人民都期待着能生活在一种公正和民主的新秩序中，中阿双方在建立合作论坛的“宣言”中对这种新秩序表达了如下的愿望：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促进国 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支持各国人民在其全部领土上获得自由、 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这些是中阿双方对国际新秩 序的愿望，相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 “9•11”后， 美国提出了“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政策，在国际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国际事务不能一家说了算， 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9月17日，阿盟秘书长穆萨在联合国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我们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遵守民主秩序，却不并肩努力奠定国际间相互交往的民主行为的基石，这就不符合逻辑。国际关系民主化将成为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依据，将成为其真正的支柱。”“世界应该有集体领导，才能保障全体国际社会履行决议及达成的意见，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建立在接受基础上的履行，而非靠强制、压力强迫履行。” 穆萨的上述讲话符合国际法的精神，也符合中阿合作论坛宣言中阐述的原则。中国也在多个场合讲话中强调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性。“9•11” 后，美国认为这场袭击为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所为，因此打了两场战争，提出了大中东改革计划，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 以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该计划一出台即遭到中东国家的普遍反对，都认为改革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关系国家主权，不容外界干涉。国际关系民主化问题实际上是单边和多边之争，是侵犯主权和维护国家主 权的问题。中阿对此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国际上会有很好的合作。

　　（3）双方经济合作有广阔的前景。中国和阿 拉伯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有互补性。双方经济往来己久，早于外交关系的建立，如中国、埃及建交之前，仅1954~1955年，中国就从埃及购买了3637万美元的棉花和棉纱。同叙利亚也是在建交之前就签订了贸易协定。与沙特的贸易更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己开始，1969年中、沙贸易额为75万美元，至1979年达到7639万美元， 至两国建交前的1989年已达3.2亿美元。这种贸易上的往来对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项目合作则是在双方建交后进行的，如中国在也门修公路、在毛里塔尼亚修港口、在突尼斯修水渠、在埃及建会议中心、在苏丹建友谊宫等。值得一提的是帮助摩洛哥种茶和制茶。用中国绿茶加薄荷及糖是摩人民喜爱的传统饮料，每天必用。自1960年以后，中国开始帮助摩种茶，几经试验，终获成功，种了30公顷的茶园，每公顷产茶500公斤。至90 年代初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公顷，拉腊什茶场的制茶能力达到年产500多吨。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然而却帮助摩种茶、制茶，充分体现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合作中的无私精神。随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 双方贸易额增长迅速。1969年双边贸易额为2.32亿美元(下同)，1979年7.89， 1989年为21.29， 1994年为38.07， 1997年为92.3， 2002年为177.5， 2003 年为254.3， 2004年为367.1。在中阿双边贸易中，石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1992年为421.46万吨(下同)， 1999年为1334.93，2000年为3364.20，2001年为2823.68，2002年为301817，2003年为 3973.69，2004年为5033.63。中东地区占中国进口石油的比重很大， 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为 12281.55万吨，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占40.9 %， 如果加上从伊朗进口的1323.74万吨，则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到51.8%。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除在国内实行节能、在国外搞来源多元化外，中东的石油，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除能源合作外，中国的一些产品和技术也是阿方所需要的，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前景将很广阔。另外，中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也因油价上涨而大幅增长，互到对方技资应是中阿合作的一个新的、很有前途的重要领域。
               
　　（4）双方都主张进行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对抗和冲突。中阿双方的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世界四个文明古国中，中国、埃及、伊拉克占据了三席。按季羡林先生的划分，世界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中、阿又占二席。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文化作为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已成为文明的核心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定的民族有一定的文明，这种文明因一个民族的历史形成、生产发展和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性、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这就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这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强求统一。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尊重。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而自豪，但是它并不排斥吸纳异质文明的精华。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 必须有分析有批评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中国就是在立足本身、同时谦逊地向外国 学习一切“长处”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在中 国传统的文化中，“和”是重要的理念之一，至今在中国的内外政策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内 涵。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在国内则在建设和谐社会。阿拉伯国家根据伊斯兰教义的要求，正在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而努力，竭力 地帮助穷人，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国家创造的财富。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9•11” 后，双方进行的文明对话增多，学术交流频繁，这种积极的活动相信今后还会持续下去。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对话、交流才能促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而不应自视自己的文明高贵，不承认、不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无视别国的国情强行推销自我价值观，这样做只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