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东地区，它涵盖了当代世界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主要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构成了影响国际力量配置的重要势力。同这些国家发展良好经贸关系，已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之一，中国有以新方式参与中东经济事务，既以全球化视角处理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与中东国家良好的政治互动，又以中东经济事务为平台处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平衡中国的外贸结构布局。在维持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树立体系内负责任大国地形象，逐步实现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的目标。

一、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面临的问题

1. 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现状与前景

就现阶段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而言，由于中国与产油国经济结构方面具有较大互补性，双方不易在宏观面产生摩擦。然而双方经贸往来主要集中于原油贸易，在联合项目和技术分享方面合作有限，具体操作上尚存在一些问题。石油是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2006年，中国与沙特、阿联酋、伊朗、科威特的贸易额分别达到201、142、140和2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31.83%、40％和68.9％。在中沙2006年的201亿美元双边贸易中，沙特对中国出口约150亿美元，是少数对中国保持顺差的经贸伙伴。但两国间存在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没有直达货轮特别是定期货轮，从而极大影响了两国贸易。此外，伊朗政府非常重视非石油产品对华出口，在贸易统计中不把对华原油出口计为进出口平衡项目，因而要求中国增加进口其非石油产品，以保持中伊贸易的相对平衡。

然而，当中国商品进入非产油国市场时，不仅存在市场准入和贸易逆差等宏观问题，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凸显。例如在2006年，也门伊斯兰融资与投资银行塔兹分行涉嫌对中国企业进行金融诈骗；阿联酋的哈米德发展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则恶意拖欠中国劳务公司应得工程款。两公司均被我驻外使馆通报，并列入拒绝与之合作的黑名单。可以肯定说，这类贸易纠纷并不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中的新现象，之所以在当前显得格外突出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联系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出现具体贸易纠纷的可能性日益加大；二是中国越来越以经济视角而不是政治视角参与中东经济事务，对于经贸联系中出现的问题，既不刻意淡化，也不认为扩大，基本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由于任何新兴市场的成长都需要一个培育期，所有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和政府促进作用以及二者间的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方面，中国出口公司应该高度重视中东市场，不要将之作为次品和清仓产品的出口地，应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上多下功夫，不可因短视而造成市场份额流失。实际上，中东多数国家对产品质量十分挑剔，在沙特家具市场上，设计新颖的中国家具就因质量低劣而致使市场占有率从2003年的70%下降到2005年30％。相关商会、协会应该加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指导，让国内公司更深入地了解中东市场，利用自身优势深入当地市场调研，加大对国产知识品牌的支持和宣传力度。

相关政府部门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加速同海合会等区域经济组织的自由贸易谈判，将之作为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一个战略步骤;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监管，采取适当措施维护我国产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不断完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公司，特别是知名公司到劳动力便宜、法律法规的中东国家建立公司，扩大对中东国家的出口，并借此向与该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其他国家出口。如被商务部列入“中心”序列进行管理的卡塔尔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就旨在落实“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与卡塔尔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企业往来提供综合性服务；伊朗的中国商贸城，则希望为中伊之间的中小项目合作提供平台，给在伊朗的中国商人提供必要帮助，从而建立一套规范，以结束中国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促进团结。

2. 中国与土耳其、埃及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中土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贸易额从2000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102.5亿美元，年均增长30％，但贸易不均衡现象严重。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向土出口95.53亿美元，自土进口6.93亿美元，分别增长38.7％和26.1％。预计2007年中国将超过英、法、美三国成为土第四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土方对与中国再创新高的88.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反应强烈，土政府将这种不平衡归因于关税、WTO规则等因素，因此对中国怀有戒备之心。

中土经贸关系的紧张状况集中表现为土耳其对中国产品的倾销指控。中国产品自1979年首次遭遇外国倾销指控以来，到2005年底时已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指控，总共达663起，位居全球之首。其中发达国家329起，占总数的49.62％；发展中国家299起，占47.1％。从1995年到2004年底，中国遭受了412件反倾销调查，被认定倾销指控成立而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有298例，分别占全球总数的15.56％和18.06％，这两个比例与我国占全球5％的贸易额比例极不相称。在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初美、欧、加、澳外均是发展中国家。在中东地区有土耳其对中国产硫化橡胶、以色列对中国切割砂轮等案例。其中土耳其是WTO成员国中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所发起的89件反倾销调查中有34件直接针对中国：2004年8月，土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立案；2005年2月，土针对中国42类纺织品而采取的措施开始执行，土耳其国展中心原定对中国防止企业的招商活动被迫推迟；2005年6月，土耳其其在世贸组织成员国间散发租让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文件，其中有6段涉及对中国的公开指责；土耳其以中国纺织品对土市场造成威胁为由，从2006年起对中国44类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措施；2007年3月，土对自中国进口的硫化橡胶传送带征收每公斤5.04美元的高额反倾销税，中国应诉企业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紧张的中土经贸关系的主要原因是：首先是经济结构类似，土对外贸易大部分集中在纺织品、地毯、皮革等轻工产品上，现有服装1.2万家，从业人员500万，纺织品服装行业在土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中国商品或多或少与其构成竞争；其次是目标市场重叠。虽然土耳其与欧盟缔结了关税同盟，对欧出口无配额、无关税、欧盟也是土耳其的的一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市场，但与中国同类产品相比，土耳其的竞争力稍逊一筹；最后是政治因素作祟，土耳其一直谋求加入欧盟，因此紧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对我纺织品采取严厉限制措施，以趋同于某些西方国家。

尽管中土经贸合作屡受挫折，但中国商务部对中土经贸合作前景态度乐观。中国重视与土耳其发展平衡的贸易关系；呼吁土耳其企业、商会和相关机构积极开拓中国市场，通过在华举办招商会、推介会和研讨会等活动宣传土企业和商品；希望土方对中资企业到土投资给予配合，采取措施帮助中国投资者了解土投资环境和政策法规。在具体行动上，商务部已经着手研究在土设立“投资贸易区”问题，鼓励位居世界前225家工程承包企业行列的50家中国企业和20家土耳其企业整合优势，共同开拓双方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组织包括中化集团和五矿集团在内的11家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团前往土耳其采购商品，举办主题为“促进土耳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研讨会。2007年3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组团访问了土耳其，与土公共工程部、交通部、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家计划署和土承包商协会进行了对口会谈。土耳其方面也在积极努力改善双边经贸。2006年9月，负责贸易和海关事务的土国务部长图兹曼率150人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就土未来几年内在电站、石油管道、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近千亿美元投资项目，与中国企业探讨如何进一步合作，承诺为中土双方企业的合作提供便利。2007年2月，图兹曼在土耳其独立工商业家联盟大会上发表讲话，不再指责中国对土存在的大量贸易顺差问题，而是强调应重视合作和取得共赢；表示土耳其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认为随着土耳其向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土中贸易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政府对发展同中国经贸合作关系的立场有所转变。

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中国与埃及的经贸往来中也比较明显。2006年的中埃贸易总额是31.93亿美元，中国出口29.76亿美元，增幅达53.9％，进口2.17亿美元，增幅2.8％。中埃经贸的这种不平衡由于中国企业对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而被放大。以中国造斋灯进军埃及市场为例。斋月期间悬挂斋灯的习俗已上千年，在开罗出现了一批专门制作斋灯的手工艺人，他们用黄铜制作的斋灯设计独特，手艺精湛，经久耐用。在畅销本国的同时，这些斋灯还出国阿拉伯海湾国家。然而，这些传统手工艺人却无力承受中国斋灯进入开罗市场的冲击。中国斋灯都是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而埃及斋灯均出自手工作坊，有的甚至还沿袭19世纪的简陋工艺流程，所以规模和产量都受到限制。虽然中国斋灯大多缺乏伊斯兰特色，塑料和玻璃纤维的质地也决定它大约只能使用一年左右，但相对于埃及斋灯每盏上千埃镑的售价，中国斋灯每盏仅20－40埃镑（约4－7美元）。这一巨大的优势使中国轻易地占领了埃及市场。2005年，埃及从中国进口斋灯花费了200多万美元。价廉物美的中国斋灯尽管有助于减轻埃及人在斋月期间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却对当地手工艺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埃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需尽早从经济方面着手解决。2006年10月，埃及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贸易领域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埃及贸易和工业部甚至专门成立了“中国战略办公室”，希望中国更多投资者到埃及投资，同时也鼓励埃及企业走向中国市场。2007年3月，中埃第一届贸易救济合作会议在开罗举行。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埃及贸工部部长拉希德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双方都试图推动中国企业扩大埃及进口幅度，缩小贸易顺差，促进中埃经贸合作关系持续、全面、平衡发展。拉希德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签署的各项协议，加快双方在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建立中国工业区的步伐，促进埃及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改善两国目前的贸易状况。高虎城率十余家企业访埃，称赞双边经贸合作得良好发展，表示乐可见产品受到埃及消费者得接受和欢迎，希望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埃及产品能够出口到中国市场。高虎城认为两国目前的经贸合作机制能够解决双方的贸易问题。他承诺为埃及产品的对华出口提供政策便利，也希望埃方为埃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和更好的服务。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商品依然会凭借低廉成本的价格优势走向世界市场，而土耳其、埃及等中东非能源输出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更容易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并导致贸易摩擦不断。这种结构性矛盾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贸易摩擦中较强的政治意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次，中土、中埃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是发展中国国家与中国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考验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从长远看，这种短期阵痛有助于中国外贸结构的调整，中国真正需要改变、也能够改变的是自身外贸结构而不是外部世界。

二、 以中东经济事务为平台处理与世界大国关系

中东地区因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成为20世纪大国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在从英法殖民、美苏争霸到今天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中，中国出于传统文化、实力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对中东地区采取相对超脱的旁观立场，对中东地区现有地区秩序的形成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同对主导中东地区世界大国的态度密切相关，较少涉及经济方面的考量。冷战期间，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重大利益，其中东政策也显得较激进而空洞，对待中东事务的立场也因游离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而前后迥异，历经“以苏划线”、“两个拳头打人”、“以美划线”、“独立自主”等不同时期。

冷战结束以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利益边疆逐渐延伸到了中东地区，经济利益考量在参与中东事务时的立场选择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虽然与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存在着某种矛盾，但总体上看，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如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消除地区动荡和混乱根源、确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得合理与稳定等。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协助美国调查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得资金，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1.5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援助，为支持新组建得伊拉克政府而准备灵活处理萨达姆时期拖欠中国的70亿美元债务，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联合国共同支持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等。在2006年5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东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兼驻埃大使吴思科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他要求积极关注和应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必将为中东恢复政治稳定和实现经济振兴提供良好的条件。

1. 能源领域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石油并非天生的负担或财富，而是一件可以深入挖潜的商品。在全球化时代，石油的政治味再浓厚也仍然是一种可以买到的商品，其主要交易场所还是国际原油市场，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运作机制比拥有油田更能保障能源安全。既然能源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在参与国际能源再分配时就应以合作姿态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与世界各国共担风险，努力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信和猜疑；正确看待中国公司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坎坷，超越能源领域看待能源外交，通过与对象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最终实现和谐的能源合作。

中国自身“小马拉大车”的能源状况，决定了必须从外部寻求能源供应，但因为受制于体制和经验等因素，中国一直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在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中，中国公司的能源投资从苏丹、也门等边缘地区渐次靠近世界油库，正经历着一个从“两厢到中心”、从“配角到主角”的过程。其中，沙特、苏丹和伊朗是值得关注的几个国家。苏丹和伊朗是难点，沙特则是亮点。沙特是世界上原油储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在地区和国际政治层面的境遇较优越，是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首选。事实上，沙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占中国全部石油进口量的1/6左右。2003年以来，双方能源领域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各自在对方领域的投资都比较活跃。沙特阿美、中石化和埃克森美孚的合作协议在2007年3月得到正式批准，合资项目包括经营750个加油站与泉州炼油化工厂，总投资额约为50亿美元，是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及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的中外合资项目。与此同时，沙特拟在天津和青岛投资数十亿美元项目，也与中方伙伴初步达成协议。

没有石油行业的市场化，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能源安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向国际社会承诺：三年内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外国企业可在国内开办加油站；五年内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外国公司可在国内营建油库、码头和销售网络，进行成品油批发业务。按照这一时间表，2004年12月，中国开放了成品油零售市场；从2007年开始，《成品油市场管理方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相继实施，酝酿已久的新成品油定价机制获重大进展，且原油销售与仓储市场也向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开放。2007年5月，包括一家民营企业在内的8家企业经商务部批准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中海油和中化集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意味着沿袭多年的“国家统一配置原油资源，中石油、中石化集中批发成品油”的原有格局开始瓦解，国内成品油市场油源和经营主体多元化、品牌和服务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商务部方面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所有制形成、内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有关规定，都可以申请成品油和原油的批发、仓储经营。

成品油批发市场的全面开放，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石油产业链下游市场化进程。而下游市场化又将进一步推动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现代石油市场的的建立。截至2006年底，列入世界500强的大型石油石化公司几乎已全部在中国投资建厂或设点，进入了除批发以外的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对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石油公司而言，它们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业的民营油企，而是两类真正的潜在对手：一类来自欧美的石化行业巨头，它们拥有中国企业亟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二类来自产油国，它们拥有上游渠道优势。两类对手的共同点都是“挟器自重”，希望中国在国内市场上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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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石油美元视角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之一，其巨额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也因此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经常敲打的对象。孤立地看，超过一万亿美元地中国外汇储备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则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受惠于国际油价的持续高走，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非（OPEC）成员在内的最大22个产油国，2002－2006年五年之间的累计顺差可能达到1.7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中国的0.7亿美元顺差。美国在2007年6月发布的经济报告称，过去5年，海合会六国累计约有1.5万亿美元境外投资，其中约1万亿美元用于进口，5420亿美元投入资本市场；美国吸引了海湾六国一半以上的境外资本，超过3000亿美元，比“9.11”事件以前有所增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OPEC国家2006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达到400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三倍以上，而同期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总计约1880亿美元。相对于石油出口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产油国的外贸顺差就显得更大。中国2005年的经常账目盈余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同年，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的平均顺差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25％。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石油美元估计有8000亿到1万亿美元，海合会六国仅在2006年就完成了2000亿美元境外投资，相当于美国当年外贸逆差的1/4。据称，仅2006年就有200亿美元的巨额海湾投资进入中国。作为一支庞大的金融力量，中东产油国的巨额油元严重妨碍着全球贸易平衡，其严重性不仅在于它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向，更在于它的影响力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

中国的经常账目盈余以官方储备的形式出现，直接从美国经纪人手中购买美国国库券，不采用人民币与美元的单一汇率而采用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的相对灵活汇率政策。与中国的相对透明政策不同，很多中东国家把油元的投向当成国家机密，不希望被统计机构跟踪调查。他们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以官方储备的形式出现，而是进入了秘密的政府投资基金，如通过伦敦中间商购买美国债券来进一步掩盖债券的真正拥有者。国际清算银行因此无法掌握产油国1999年以来大量投资资金的行踪。海湾国家的油元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了美国，仅沙特在2005年就输出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盈余资本，美国2005年的资本输入也从上年的6680亿美元激增到8000亿美元，但在2003－2005年间，美国本地银行对外国人负责则增加部分的65％却来自于英国和加勒比地区，这表明了藏匿倾向。鉴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复杂性，这种资金泛滥可能会埋下各类隐患，成为引发金融市场出现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由于大部分海湾国家的货币一直与美元挂钩，因此尽管油价飞速上涨，产油国货币市场的汇率却一路走低，其货币估值实际上比人民币还有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受美元贬值的连带影响，海合会国家货币的实际汇率在2003－2006年间下降了12.5％，并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普遍上升。

3. 超越“瓜达尔港式”命题

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少有的深水良港，位于海湾到欧洲、非洲和远东地区海上交通枢纽地段，是全球能源产业和油气运输的敏感地带，完全建成后有望成为从红海、阿拉伯海、海湾通往亚太地区的重要海上航站。1999年6月，巴基斯坦谢里夫政府开始建设瓜达尔深水港，计划建成后出租给美军做航母基地，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夺得瓜达尔深水港工程第一标段。瓜达尔深水港在2002年3月正式开工，由中港总公司总承包。在紧张的安全形式下，包括总统穆沙拉夫、总理阿齐兹在内的巴方正要都“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并特意在大理石纪念碑上记载了为建设瓜达尔港而牺牲的三名中国工程人员的事迹。

从中国援建瓜达尔港口伊始，就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中国，其中以美国和印度最甚。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在瓜达尔港有战略意图，猜测中国正沿着以中东为起点的海上航道建立基地，采取“珍珠项链”式战略来保护自己的石油运输；而印度也强调港口对中国具有的战略意义，断定中国援建瓜达尔港有着满足能源利益和实现安全保障的双重目标，中国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那些真正对瓜达尔港感兴趣国家开展地缘政治争夺的“替罪羊”。

在中东地区，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另一中国必须之直面的“瓜达尔式命题”。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将2008年奥运会和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联系起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的好莱坞明星法罗把北京奥运称为“种族灭绝奥运”，一些人甚至呼吁抵制北京奥运，认为“在一个薄弱时期针对北京的薄弱环节的压力运动，可以完成多年外交所不能及的事情。西方国家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置于两难处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苏丹石化行业的主要开发者，它在2005年的资产总计、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净利润折合美元分别超过1450亿、867亿、221亿和132亿，而苏丹2005年度的GDP总共才265.25亿美元。在这样悬殊的经济数据面前，可以肯定，中石油已经是苏丹社会中的重要存在。正是因为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在苏丹影响力的强大存在，美国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才会在就任后首访中国寻求支持而不是去苏丹或非盟，苏丹政府才会在接待胡锦涛主席访问后正式宣布接受在达尔富尔部属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可见，中国已在苏丹形成了海外的最大利益区，因此无法在当事国发生内部冲突时置身事外。但参与当事国的地方治理不仅为背了传统的外交理念，而且也超越了中国现阶段的能力限度。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主因还是其内部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影响只是解决危机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中国的全力介入或退出也不会必然地使危机得到全面解决或彻底消失。

“瓜达尔式命题”提出了中国如何与“下游”国家的交往问题常常在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被忽视。但实际上，赢得下游国家的战略信任，是自下而上建立中国话语空间的一种良性渠道。瓜达尔深水港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在“走出去”时参与建设的工程。鉴于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往往首先落脚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只有解决好“瓜达尔式命题”，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条件。

三、 趋势：全面融入国际社会

2005和2006年，中国与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分别是512和662亿美元，与大中东国家的贸易额总共是736和1005亿美元，虽然增长迅速，但较之同期中国与欧美4289和5350亿美元的贸易额仍逊色许多，当然更无法与同期中国对欧美的1617和2585亿美元贸易顺差相提并论。因此，中国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外交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美欧等西方大国，尽管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现在仍只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事务整体棋局中的“配角”。与此相应的是，中东国家对参与中国经济事务也抱有类似的看法，沙特等国在原油出口中的“东贵西贱”等不平等做法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20世纪是中国真正发展的大时代，特别是在最后二十年，中国主动融入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当中，逐步成为国际体系内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和可预见的塑造者，展现出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建设性作为的意愿。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博弈中，中国的多边主义旗帜和经济外交行为，不仅代表了中国的新时期对国际关系本质的新理解，而且是探求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体现。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以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先后参与了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中国与海湾自贸区谈判、“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项多边经济外交活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外汇储备在2006年底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外汇储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贸易发展的透明度、稳定性合可预见性”，既为自身贸易体制确定了开放的框架，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共赢。

当今世界，维护合强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是世界体系内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的成功、规模和影响都显示了中国跟其他主要国家在维护国际体系、加强世界安全、促进世界繁荣和增加新的机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近几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持续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影响力。而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大量具体行动，也在客观上为加强现存的世界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希望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不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寻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