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没有很强的历史关系，也没有长期的战略利益。然而，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已经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这首先应归功于推动其经济繁荣的能源需求。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总计占全球 12% 的能源消耗量，其中三分之一靠国外供应。国际能源机构 (IEA) 预估在接下来的25年中，中国的工业预期将占全球超过 20% 的能源增长需求。中国现在 32% 的石油靠进口，估计在接下来的五年之后将可能翻番。天然气的进口计划从 2000 年为零增加到 2010 年的 2000－2500 万立方米。

　　如果说是因为能源促使中国走向海湾地区的话，那么又是石油使海湾地区与中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例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合计约占中国目前在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二。这与海湾地区认为远东是首选市场和投资目标相一致。作为 9.11 事件引起的间接结果，在商业领域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海湾地区的生产商们发现那种在西方国家所受到的怀疑和严格审查的程度在亚洲并不存在。

　　然即便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国家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双赢的。首先，两者都对更大的自由化和自身的定位达成了需求妥协，来利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

　　其次，中国自 2001 年以来通过与 GCC 国家之间签署的共约 3000 份合计达27亿美元的劳工合同，已经扩大了在该地区石油服务项目。中国和 GCC 国家之间与日俱增的经济关系，包括 2004 年签署的经贸投资与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正在协商的中国与 GCC 自由贸易区。

　　最后，中国正在寻找非能源的原材料以促进其工业发展，因此也正在该地区扩展其投资组合。

　　在这种背景下，两座神圣的清真寺执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国王从 1 月 22 日至 24 日对中国的访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两国间自 1990 年建交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华。而更具重要的意义是，这也是阿卜杜拉国王自登基以来首次对别国进行国事访问。

　　沙特阿拉伯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并将巩固此地位。中国希望同沙特阿拉伯增长双边的贸易额，从 2005 年的 150 亿美元——这从 2002 年的 50 亿美元增长而来，增长到 2010 年的 200 亿美元。2004 年王国输出达 40 亿美元的原油到中国。沙特在中国的石油进口份额将肯定会继续增长，尤其是自从北京决定将石油储备到1000万桶——这是该国一个月的消费量之后。
 
　　中国向王国出口的产品，位于前列的分别是汽车、纺织品、加工和包装食品、重工业装备和电子产品。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水泥在沙特阿拉伯的需求量也很大。

　　整个 1990 年代，北京都致力于改善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并以在 1999 年签署的石油合作战略协议达到高点。作为向中国的投资商开放国内市场并准许进行上游油田开发的回报，沙特企业已开始参与中国的下游炼油业务。通过这种操作，中国希望能引进沙特的资金来提升炼油工业。随着沙特阿拉伯投资局提出王国的私营部门每年可向国外投资 50 亿美元，中国石化公司 (Sinopec) 为在青岛投资 12 亿美元建立一个炼油厂，已经与沙特的 Aramco 公司展开对话。沙特的 Aramco 公司也和中国石化在福建省合资建厂，并且ExxonMobil 公司也参与到其中。

　　同时，沙特阿拉伯计划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作为向中国的私营勘采开放潜在资金的一部分，已经签订了一份在 Rub Al-Khali 盆地开采和炼制天然气的合同。沙特官方希望在石油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出口业务，包括天然气、矾土和磷酸盐等。

　　当有人断言能源交易是相互间经济利益的一个简单结果，其他人则正为来自利雅得和北京的新战略而争论。事实上，沙特的目的是经济与政治意图相结合；沙特 Aramco 公司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业务在亚洲，并在世界各地有更多的办事处。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利雅得寻求在中国扩展市场份额。虽然已经提供中国 17% 的石油进口，但从比例上还是低于沙特阿拉伯在其他亚洲市场的销售量。

冲突的领域

　　这并不意味没有潜在的问题会给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例如，两国都必须考虑新疆问题，这个矿产富饶的省份是 720 万维吾尔族人的家乡，他们是穆斯林人并服从政府的领导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在中国政府对 1997 年的维吾尔暴乱采取强硬态度之后，沙特的教徒们呼吁利雅得在财政和外交上帮助中国的穆斯林人。这种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中国改善与穆斯林国家间关系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拥有两个穆斯林最为神圣之地的沙特。不安情绪的增长或穆斯林境遇的恶化都将会值得关注，沙特阿拉伯无法对此坐而无视。

政治和安全方面

　　经济关系也带动了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密切的联系。相比政治改革，双方更愿意在经济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将很好的权衡这层关系上的优先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反恐运动和地区民主计划的批评同时也在 GCC 国家政府之间存在。

　　中国在 1980 年代将弹道导弹和相关的技术卖给了伊朗和伊拉克，同时又将远程 CSS-2 导弹卖给沙特阿拉伯，这令人非常吃惊。这种销售发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然而，中国也极有可能会以保护能源运输线的名义，日渐参与到这个地区的争端中来。

　　到 2025 年，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将可能成为中国 75% 能源进口的运输通道，这解释了其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用于建造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计划。北京希望利用瓜达尔港作为从伊朗和非洲进口原油的转运基地，许诺向中国海军开放巡逻任务的可能性。

伊朗和伊拉克问题

　　另外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两国享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他们之间走得过近，这引起了与伊朗缺乏彼此信任的 GCC 国家的不安；同样也引起了该地区的主要权利操纵者美国的不安。中国石化拥有伊朗Yadavaran 油田 50% 的股份，并在 2004 年，宣布一项估价 700 至 1000 亿美元收购伊朗原油和天然气的交易。

　　除了石油方面的合作，中国和伊朗之间达到 70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关系，包括发电厂、水泥厂、航运线，以及最为担忧的武器销售。到2003 年 11 月，伊朗成功试射 Shihab-3 导弹已有一年时间，这种导弹的有效载荷为 1000 公斤射程为 1300 公里，非常明显是中国、俄罗斯和北朝鲜在帮助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中国也有可能向伊朗提供铀转换设施和核动力反应堆。

　　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给地区平衡和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并使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紧张化，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核技术必定会带来第三方利益并与 GCC 集团发生争执。

　　中国的伊拉克政策在 GCC 看来是暧昧的。1991 年，随着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中国敦促以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一种符合巴格达意图的方法。1994 年，中国寻求对伊拉克结束制裁，主要是因为打击了北京的武器销售和其他市场。中国也反对美国在 2003 年对伊拉克进行干涉，部分是因为自身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经济利益。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北京在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积极寻求石油和建筑合同。

　　战后，中国加入了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北京承诺 2500 万美元捐款并同意免除伊拉克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使中国成为伊拉克的重要捐赠国。北京公开承认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赢得石油加工和基础工程建设的机会。与这种做法一致，2004 年 7 月在伊拉克政权移交给过渡政府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就开始重新开放，为 2005 年1月的大选提供物资援助，并帮助伊拉克培训少量的技术、管理和外交人员。

　　过去的一段时期，自从伊拉克爆发危机以来，中国也致力于努力解决冲突。2004 年 5 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英提出的伊拉克问题决议草案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虽然中国提出由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应到 2005 年一月前撤出伊拉克的建议未被采用，但这份决议和其强调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代表了该地区的观点。

　　然而，中国在该地区发挥作用首要的优势是没有政治包袱。中国的议程可能通过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被很好的支配。这从中国同时与以色列和伊朗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得到证实。

　　既然沙中双方的共同点之一是，相比政治改革，更愿意在改善经济上迈出更快的步伐，并且中国批评美国的反恐运动和民主计划，也顺应该地区的信念，双方将有无限的前景来发展更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