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驻华使馆建馆只有十七年，但它的外交人员在中国工作了二十九年，中巴之间的外交往来则是更长了。巴驻华前大使、阿拉伯信息中心主任萨法里尼博士全程经历了这段历史。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变迁。

　　萨法里尼自称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老外”，但他的中文发音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刚来中国时只字不识的外国人。据他讲，他来中国生活了三多年了，而我们报社员工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七岁！可以想象得到萨法里尼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了。

　　中巴之间早在１９６６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巴就有了官方来往。１９６４年，巴方为了恢复被以色列夺取的民族权力，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上，阿拉法特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时就邀请阿拉法特到中国访问。

　　１９６６年中国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并在北京建立一个外交机构。中国是除阿拉伯国家以外第一个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的国家。当时巴勒斯坦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外交机构只能是办事处，而不是使馆。当时办事处在三里屯东三街１０号楼四层，面积大约只有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栋楼还在，但已经不属于巴勒斯坦外交机构了。

　　１９６８年，我来北京进行政治、军事培训的时候，巴驻华办事处第一任主任已经换了。第二任主任是阿卜•哈立德（HUSNI YONIS）。他是法塔赫成员。我当时在北京培训时，曾多次到办事处去，哈立德也多次去看望在华培训的巴方人员，照顾培训学员的生活。

　　自巴驻华办事处成立以来，历经六位办事处主任和三位大使。１９７０年，我被巴勒斯坦领导人派到办事处工作。中国外交部当时给巴勒斯坦驻华办事处全面的支持和帮助，巴解总部完全不需要再给办事处提供任何资金，办事处所需资金全部由中国外交部提供，包括房租、中方雇员的工资等，每四年换给我们两辆新轿车，连汽油费、通讯费也由中方承担，巴驻华办事处基本上不用对费用操心。虽然不是使馆，档次低了些，但我们办事处的人员还是外交官。

　　我刚到办事处工作时也很困惑。我是从前线来的外交人员，对外交工作很陌生，感到许多外交礼节很繁琐。不象我已经习惯的自由生活，不用象外交人员一样，必须穿整齐的衣服，讲千篇一律的外交语言，说话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而又文雅。这些活动对一个自由战士来说，简直是把狮子关在花园里。因此我多次有放弃做外交员的打算。

　　我来中国时，除了阿拉伯语以外，什么语言都不懂。中国外交部派来的办事处的一个英语翻译，但他也不会阿拉伯语，所以两人交流也非常困难。他姓高，而且个子也很高，是个上海人。当时办事处只有一个主任和我两个外交人员。办事处主任有妻子和孩子，而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汉，又身处异国他乡，经常感到寂寞。高翻译在我寂寞的时候就在旁边陪我聊天。

　　高翻译有时间就教我英语，但我学得不好，进步很慢。高翻译在与我接触中，他反而学会了阿拉伯语。在平时的学习中，我这个当学生的反而来教老师了。他学外语很有一套，进步很快，而且阿拉伯语的发音非常标准。据说后来他成了一位阿拉伯语翻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当时在中国没有朋友，也没有说话的人，很想与一个人说说话，解除心里的寂寞。中国曾经被外国侵略过，小孩子都讽刺外国人是“鬼子”，大人也尽量躲着外国人。连我去商店里买东西，跟服务员也说不上几句话。当时价格都是固定的，服务员也不会象现在一样还要跟顾客侃价。服务员的态度也是冷冰冰的，好象顾客买与不买与她无关。外国人在商店里还可以与中国人说上几句话，如果在别的地方遇到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就会赶紧跑，不会让外国人有任何机会接触他们。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一个说话的人，这样的生活就象坐牢一样难受。当时在中国当一名外交官真象蹲监狱。

　　正当我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巴勒斯坦时，在高翻译的推荐下外交部和教育部同意我去北京大学学习。另外高翻译说，外交工作也能产生战斗力，对中巴两国关系很重要。在高翻译的劝导下，我就半工半读在北大学习。

　　那个时候三里屯属于郊区，离北大也很远，中间还要经过一段田地。我每天只能骑自行车去上学。遇到下雨的时候，进入教室我全身都是泥粑。当时我骑自行车只需要四十分钟就能从三里屯到达北大，而现在交通拥挤，我打的士到北大反而要一个小时。

　　当时北大没有阿拉伯语老师，我完全听不懂老师说的是什么，整个教室就我一个学生，另加一个老师在给我授课。师生之间完全靠手势来勾通。老师拿一些图片告诉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有一次，老师教 “我”这个汉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表示“我”的意思。而我以为鼻子就是“我”。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北大郭振华老师，他现在还健在。

　　七十年代，中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北大的师生都要下乡支农，连一些学医的学生也要上山下乡，参加大字报运动。虽然专业课没学什么知识，但我接触了更多的中国百姓，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在大寨期间，我认识了大寨的支书、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我跟他在劳动中经常比赛。虽然他年纪比我大，但他推手推车却比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快。

在北大四年期间，当时我住在26号楼的326房间，隔壁有一位学法文的中国人叫曹国兴，他住在我的隔壁，我每天深更半夜去敲他的门，让他帮助我在学习上所遇到的困难，他每次都很积极地帮助我，但是，当时他老说我是土里土气的人，当时我不明白，几年后，我终于明白我真的是土里土气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教育局局长。我还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这个姑娘来自老挝，他父亲是老挝政府的副总理兼经贸部长。她在南宁上完中学之后就在１９７２年来到北大深造。她来北大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了她。她的汉语说的非常好，我在跟她接触中也学了不少东西。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和结婚的，但对外国留学生是个特例。我与这位老挝姑娘经常在五四运动广场或北大的无名湖散步、交谈。她经常给我唱歌，比如《闪闪的红星》，而我在中国军队培训时学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我也唱给她听。在那个时代，这样革命的歌曲也能表达年轻人的爱情。我的生活多了一位姑娘之后，生活越来越有意思了，开始学习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领导要我回去，我也会要求继续留在中国。后来她慢慢地“发展”成了我的妻子，现在我们有了五个孩子。

　　我在散步时，每天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口号，什么“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这些口号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国际环境。现在人们根本听不着这样的口号了。人们生活很有规律，在北京、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事件发生。那个年代北京商店里的东西不多，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连食用油和大米都要凭票购买，但外交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我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就委托我给他们买一些紧俏的商品。虽然中国当时很穷，但它对一些友好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巴勒斯坦、越南、朝鲜提供了大公无私的支援。

　　中国外交部当时不仅给巴勒斯坦驻华办事处全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还要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事业。每年中国外交部委托经贸部了解巴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的物资，然后通过联合国无偿地支援巴勒斯坦人民，诸如被服、食品、药品等。我们办事处或者使馆经常要与外交部和经贸部协调有关援助事宜，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工作之一。现在中国对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助形式有了变化。每年中国提供的食用产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现在改为生产性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有了很大的帮助。初步地解决我们需要的产品，即改变以往单纯的物资援助，而是从双方利益出发来考虑对外援助，加大了双边合作的项目，从根本上来改变巴勒斯坦贫穷落后的经济。（现在有很多双边项目合作）

　　我刚来北京时，北京市王府井大街很脏很乱。现在北京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繁荣。四年前，我在王府井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阿拉法特被以色列软禁前，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时，随同他来华访问的几个部长要求去王府井转转。当时我是大使，就亲自带他们去王府井走走，并给他们当导游，讲解王府井的变迁。当时我还抽着香烟，抽完之后随手就把烟头扔在街头。突然一个老大娘从我的后面抓住我的肩膀，她这个举动让我同行的部长们都吃了一惊：北京市民怎么能对一个大使如此无礼？原来是这位大娘要我把烟头拾起来，扔到垃圾筒里去。我赶紧认错，老老实实地把烟头捡起来扔到垃圾筒里。当我把这一切讲述给同行的部长们时，他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１９８８年，巴解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独立国家。当时中国也是除阿拉伯国家以外的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独立的国家，巴驻华外交机构迁到了现在的使馆，并且当时的中国外长钱琪琛来巴驻华使馆参加换旗仪式。三年后，中国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中以建交之前，中方向来访的阿拉法特进行了解释。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与阿拉法特就此举行了单独会谈，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谈。李鹏解释说：为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多的作用，为了实践一个公正的、全面的持久和平，中国政府准备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阿拉法特在会谈中也理解中方的立场。实在的中国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改革开放后，跟着她的国力的增强，逐步地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中东问题上，努力推动和平进程，所有中东有关国家欢迎中国这样公正的立场，要求中国更多参与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承认目前的国际秩序有不合理的现象，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

　　中以建交那一年，正好是我刚上任驻华大使第一年。我们非常关注中以建交事态的发展，中国外交部不管在中阿还是中以关系以及中东问题上，经常跟我们阿拉伯驻华使馆进行勾通和交流。我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从1993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互相承认，我和以色列驻华大使接触和来往是不成问题的。并且乐意为推动和平进程而更多的接触他们，我梦想在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土地，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并且和平共处，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采取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但遗憾的事，以色列驻华大使们，不承认巴勒斯坦国，也不愿意接触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但是在一些招待会上偶偶相遇，双方只是打个招呼。

　　外国驻华外交官的子女在中国上学的问题以前是困扰外交官们的一件事情。现在２２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两国文化交流中，中国教育部优选安排外交官子女在中国大学就学，而且费用完全由中国政府资助；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多阿拉伯和其它外交官，乐意让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学习。现在北京有许多国际学校，外交官子女可以就近进入这些国际学校上中小学校读书。阿拉伯国家外交官子女可以在沙特阿拉伯使馆和利比亚使馆的学校里就读。

　　整个阿拉伯国家都是亲兄弟，相互之间很团结。但是在海湾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我当驻华大使之后，在我和其它大使的努力下恢复了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委员会的活动。２２个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每个月开一次会，共同推动中阿关系向前发展。我是下属的宣传文化委员会主席。中国外交部经常请大使委员会的大使去中国各地去考察经济贸易投资环境，了解中国各地的面貌。每到穆斯林过节的时候，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都会聚到一起过节。中国穆斯林协会也会邀请我们大使一块去过节，与中国朋友共享节日的快乐。中国外交部也会为阿拉伯国家的大使安排庆祝活动。

　　中国政府现在的宗教政策很开放，北京到处都有清真寺，穆斯林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礼拜。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一般是周五去牛街或东四清真寺做礼拜，另外印尼驻华使馆也有一个清真寺，许多穆斯林外交官都可以去这个清真寺做礼拜。

　　我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很难看到清真饭店，1973年外交部的服务局派了一位姓甘的厨师给巴解驻华办事处做清真饭。那一年我还在北大半工半读，那时我告诉他，我希望有机会在我担任驻华大使的时候，你还能跟我们工作。1992年我担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当天去飞机场接待我的，正巧就是他。无论如何是他还是那些跟我一起工作中国朋友，让我最难忘的是，跟我度过那些就象是一家人的生活。我当大使十年，他就在使馆当了十年的厨师。在工作之余，我和他还与其它使馆的中国朋友打牌、玩麻将。在使馆里，不论是大使还是厨师，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相处得很好。我这个大使与甘师傅平时都是以兄弟相称。我离开使馆的时候，我对老甘说了两句话：“老甘，你肯定觉得更自豪了，三十年前与今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幸福都写在街上行人的脸上。现在人们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自由的生活安排，身体健康，我完全同意，你老说的话：‘我很自豪是中国人’。作为老外，我也劝所有的中国的年轻人，多回忆以前的困难，了解以前的情况和看看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是自豪的。”

　　促进中阿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我毕生的事业。两年前，我从大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我们巴勒斯坦国派来了一位比我更有经验的大使叫扎卡利亚。但我一直在从事中阿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办了阿拉伯信息中心，向阿拉伯国家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等情况，向他们介绍、推荐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等，希望中阿人民共同繁荣、发展。在此我祝贺中国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