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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期:2018.09.20  来源: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

阿拉伯国家整体形势

2016年,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局势继续沿着阿拉伯剧变以来的趋势发展。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局势并未出现实质性好转,安全局势依旧严峻,政治转型乏善可陈,而经济改革则方兴未艾。

阿拉伯国家的三种形态

当前的阿拉伯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战乱国家。在这些国家,战乱仍在延续,和平进程前途未卜。二是艰难走出政治动荡的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这些国家政治转型出现分化,有的国家回归威权政治,甚至还有所强化,如埃及政局在塞西总统强势维稳下已大体稳定了下来,但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由于外汇短缺,埃镑大幅贬值,通胀率大幅上升,被迫向国际金融机构借贷。突尼斯虽在政治和解、政党轮替等方面,为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树立了“榜样”,但内阁重组频繁,政府长期空转,难以实现治理和发展目标。三是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面对油价下跌、财政赤字上升的困难局面,沙特等海湾国家开始革新求变,推出“2030愿景”等经济改革计划,试图通过改革,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以此改变经济模式和社会契约,构建生产型经济发展模式,削减补贴,增加税收,重建社会关系。然而,由于沙特等海湾产油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收入,发展非石油经济和私营部门面临多重障碍,经济非石油化前景不容乐观。

美退俄进

 从国际层面看,2016年,大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博弈呈现美退俄进的特征。在应对中东乱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淡出中东的意愿坚决。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没有与俄罗斯展开竞争”,而是采取“离岸平衡”的方式,似乎不追求叙问题上的主导权。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仍延续通过空中打击削弱该组织实力,以及支持库尔德武装作战的策略。反观俄罗斯,则采取高调介入的方式,最终使叙利亚战局在2016年发生重大转折。美俄截然不同的战略,导致它们的地区伙伴不同的战略境遇。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朗处于上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处于劣势。事实上,美、俄在叙利亚问题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的战略默契的,美国默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放弃在叙利亚政权更迭的目标,实际上承认了俄在叙问题上拥有一定的主导权。同时,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实际上也在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

地缘政治格局重组

“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体占据大片领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遭到冲击。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一批教派色彩显著的民兵武装崛起,实际上加深了教派矛盾,使反恐行动打上了教派战争的色彩,这为宗教极端主义滋生提供了沃土。可以预期,今后即使“伊斯兰国”被打败,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教派矛盾仍将延续。非国家行为体崛起,不仅构成安全挑战,还冲击着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库尔德武装借打击“伊斯兰国”之机崛起,激发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冲动。这些动向为原本基础不牢的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带来巨大威胁,叙利亚、伊拉克等部分教派分裂型国家,重新走上民族建构道路,秩序重组困难重重,面临着国家解体的现实风险。

从地区层面上看,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传统阿拉伯强国实力地位继续下降,阿拉伯国家地缘政治中心继续东移海湾。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尚不具备领导阿拉伯世界的能力。2016年初,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引发与伊朗的外交战。沙特挑头组建反伊朗同盟,一方面是以此确认阿拉伯盟主地位,另一方面显示其对伊朗核协议达成、美伊关系改善、沙美同盟基础动摇的忧虑。然而,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继续延续政治和战略优势,沙特协同阿拉伯国家遏制伊朗的战略并未奏效。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埃及与沙特关系在2016年也发生一些波折,如埃及未能按前述的协议将两岛归还沙特,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埃及也未与沙特保持一致,均导致沙特严重不满,并中止了对埃及的石油供应。这突出说明了两国间关系的微妙,埃及需要沙特援助,但对其地区领导地位并不认可。

四场冲突搅动局势

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四个国家,持续数年的武装冲突仍未停止,虽然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局出现重大转折,也门和利比亚也举行了和平谈判,但导致这四个国家冲突的深层矛盾未得到解决,短期内仍难摆脱战乱局面。

2016年是叙利亚危机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在俄罗斯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军事联盟支持下,叙利亚战场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叙政府军重获战场胜势,年底叙政府全面收复阿勒颇。战场上的胜利使叙利亚内战前景趋于明朗,阿萨德政府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推动了和谈进程,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曙光初现。然而,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和平进程,均困难重重。军事上,叙反对派武装虽遭受挫败,但得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目前集中于伊德利卜等地,仍拥有相当实力,短期内不可能被全面清剿。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有关各方,尚未对该组织被击溃后的局势做好充分准备,多股力量欲填补该组织留下的空白,可能使该组织目前控制地区落入非国家武装及其外部支持者手中。这些武装的教派、民族属性,将使该地区局势难以平息,甚至可能再度陷入教派冲突的旋涡,极端组织可能卷土重来。

也门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和谈进程陷入停顿。也门危机的根源是海合会政治解决方案留下的后遗症,这个方案只是迫使萨利赫下野,由副总统哈迪继位,但轻视了胡塞武装和萨利赫势力左右也门政局的能力。胡塞武装夺权后,沙特阿拉伯联合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也门进行武装干涉,但投入巨大,收效甚微。沙特军事干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哈迪政府的执政地位,最高目标是消灭胡塞武装。经过近2年的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联军除收复南部亚丁等部分区域外,距离实现这两个目标相去甚远,沙特实际上已陷入战争泥潭。2016年,也门冲突各方在科威特举行了历时4个月的和谈,但无果而终。其实也门各方均清楚无法在战场上解决问题,也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通过和谈。但各方就未来也门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方式、哈迪总统去留和胡塞武装地位等问题分歧严重,最终导致和谈破裂。也门问题非一日形成,早在剧变之前,南方分离运动、“基地”组织等就已活跃多年,即便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和解,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仍将长期困扰也门,战后重建更是巨大挑战。也门冲突各方应认识到,任何单方面方案均不可能成为解决也门问题的钥匙,没有一方能够通过战场胜利推行己方方案,因此,和谈是解决也门问题的唯一出路。沙特等也门问题相关方,胡塞武装等也门本国实力派,均需承认各自的局限性。也门冲突系国内政局自身演变的结果,沙特等国将其提升为与伊朗抗衡的代理人战争,使也门成为地区竞争的战场,加剧了也门问题的复杂性。

利比亚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加剧,各方均扩大势力范围,争权夺利。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面临夭折。由于国内地方和部落斗争错综复杂,地区和国际势力激烈竞争,利比亚和平进程可能回到原点。当前,利比亚主要有四个派系力量,其中两支力量盘踞西部,一支是哈利法•加维的“救国政府”,它已控制国民会议,以此获得政治合法性。另一支是法伊兹•萨拉杰的民族团结政府,它是《斯希拉特协议》签订后各方共同参与组建的一支政治力量,也被视为当前唯一的世俗派,并获得联合国支持。第三派势力则为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阿卜杜拉•萨尼担任总理,位于东部图布鲁格市,但该政府未满5个月便被最高宪法法庭宣布解散。第四支力量为东部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武装,占领利比亚主要产油区,且得到外部势力支持。利比亚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国民族构建水平低,部落和地区认同使其具有分裂的先天基因,剧变后崛起的民兵组织武装割据,使重建全国政府难上加难。国际社会对利比亚政治进程支持不足也是导致目前困局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多个大国在利比亚扶持代理人,加剧了政治分裂和武装割据。

2016年,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武装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发动对“伊斯兰国”武装的反攻,取得较大胜绩,先后夺回多个中心城镇,并开始对极端组织大本营摩苏尔市发动总攻,取得此役胜利应该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次军事行动由伊拉克政府通过“军事外包”的方式进行,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反恐行动打上了教派复仇的烙印,使伊拉克早已存在的教派冲突陷入更深刻的恶性循环。此外,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也将强化伊朗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影响力,对库尔德人借机壮大实力有利,这也将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争夺。同时,对于战争后果的担忧,也将考验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极端组织的决心。

反恐斗争进展显著

2016年,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在各方联合打击下,“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三条战线上遭受重创,颓势明显,正在走向全面击溃。但该组织仍具备一定军事实力,一方面在内线困兽犹斗,另一方面开始改变策略,化整为零,在全球范围内图谋发动零散化、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斗争将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任务,这不仅因为国际社会需要应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回流潮,而且也因为当前对该组织的打击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如果不能重视软性反恐措施,不能着力批判其极端思想,夺回宗教阐释权,消除滋生极端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等,不能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施策,那么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就是一句空话。需要引起警觉的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泛滥,在世界各地引发“伊斯兰恐惧症”,一些国家政府和媒体有意无意地模糊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的界限,甚至简单地将二者挂钩。世界范围内的反伊斯兰一旦形成气候,最大受益者将是极端组织,世界反恐形势将更加严峻。

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

2016年,可以称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改革元年。沙特阿拉伯、埃及等阿拉伯世界主要经济体,均推出了重大经济改革计划。沙特“2030愿景”是阿拉伯产油国在油价低迷、财政困难的背景下推出的经济去石油化、去地租化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经济多元化战略相比,该计划被提升到国家总体战略层面,意义非同寻常。埃及在外汇匮缺的背景下,放弃固定汇率,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同时,埃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始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这些改革均触及阿拉伯世界地租型寂静和“吃饭财政”的根本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这些改革计划的推出,说明阿拉伯国家已不能延续向公民提供补贴,提供在政府、军队中的就业机会等方法,换取民众的支持。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契约、官民关系等方面均将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困难严重的埃及、沙特等国,勇敢地迈出了改革的不乏,但是达成改革目标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解决阿拉伯国际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立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革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体制,从而使阿拉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适当的位置。这样一个综合性工程,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方能完成。当前,埃及等国用个别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政策,不仅面临融资困难的窘境,可能无益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2016年,虽然阿拉伯国家形势仍充满动荡,但局势绝非动荡二字能够完全概括,事实上我们从动荡中也可以看到由乱而治的一线曙光。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当前的困境应被视为阿拉伯人民革新求变、谋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阿拉伯国家政府低效,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武装冲突绵延,民族教派矛盾深厚,极端主义盛行,阻碍着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中东地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仅需要阿拉伯国家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帮助阿拉伯国家走出困境,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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