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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期:2018.09.20  来源: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

沙特:压力重重艰难前行

沙特身兼阿拉伯大国、“石油王国”、伊斯兰教发源地三重身份,在政治、能源、宗教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传统上,沙特以保守、谨慎、低调形象著称于世,被称为中东地区“稳定锚”“压舱石”。但自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以来,沙特内外多方面压力陡增。尤其是2015年1月老国王阿卜杜拉去世、新国王萨勒曼继位以来,令人目不暇接,牵动地区局势:其一,王室新老交替虽已完成,但“宫斗”传闻不断,王位继承权之争暗流涌动;其二,经济压力有增无减,虽推出雄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但被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其三,地区外交上与伊朗断交,“逼迫”逊尼派国家站队,进一步挑动地区教派矛盾,同时深陷也门战争泥潭,对叙利亚、黎巴嫩等的干预亦显露颓势;其四,与西方大国关系依旧低迷,美国会通过“9•11”法案,影响沙美关系;其五,安全形势更趋严峻,“伊斯兰国”频频作案,2016年7月4日“圣城”麦地那等三地同时遭袭。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布鲁斯•雷德尔认为,2016年对沙特而言是“糟糕的一年、想忘掉的一年”。

一  政局逐渐趋稳,隐患仍未根除

长期以来,沙特政局均保持稳定,王室通知根基牢固,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亦未能撼动王室统治。但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王位继承之争长期存在,成为干扰沙特政治稳定的最大隐患。2015年1月老国王阿卜杜拉去世,新国王萨勒曼随后密集调整高层人事,推动权力格局“大洗牌”,引发“宫斗”传闻此起彼伏。2015~2016两年来,萨勒曼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巩固权力。

一是废储立新,更改王室继承顺序。自1953年沙特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后,沙特确立“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1992年制定的《治国基本法》规定,王位由阿齐兹国王最睿智的子孙继承,首次提及第三代亲王,但迄今为止王位始终在第二代亲王中传承。2006年,继位不久的前国王阿卜杜拉宣布成立由王室家族核心成员组成的“效忠委员会”,决定通过不公开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王位继承等重大事宜。2015年1月萨勒曼继位后,遵从先国王安排,任命原第二王位继承人、副王储穆克林为新王储,同时任命其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简称“小纳伊夫”)为副王储兼第二副首相和内政大臣,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简称“小萨勒曼”)为国防大臣,第三代亲王正式列入王位继承序列。正当外界纷纷认为沙特权力交接平稳完成之际,萨勒曼国王4月29日深夜发布国王令,宣布废除穆克林的王储职务,指定其侄小纳伊夫为新王储,并任命其子小萨勒曼为副王储、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萨勒曼此举不仅彻底推翻前国王阿卜杜拉时期的安排,并终结了沙特延续70余年的“兄终弟及”传统,外界纷纷称此事件为沙特“政坛大地震”。

二是强化集权,大幅削弱前国王阿卜杜拉一系的权力。前国王阿卜杜拉去世一年前刚刚将其两个儿子扶上高位,分别为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亲王和麦加省省长米沙勒亲王。萨勒曼登基后不到一周便将二人撤换,前国王从政的三子中仅剩一子穆塔卜亲王留任国民卫队司令。同时,萨勒曼罢免了一向由前国王阿卜杜拉亲信担任的宫廷大内主管图瓦吉里,并两次大规模改组内阁,撤换绝大多数“前朝旧臣”,取消14个最高委员会,新设“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经济和发展委员会”两大中央决策机构(分别由小纳伊夫和小萨勒曼任主席)。此外,王室内部的其他支系力量也遭大幅削弱,前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解散,情报局长班达尔•本•哈立德亲王被撤职,前国王费萨尔长子哈立德•费萨尔亲王被免去教育大臣职务,转任麦加省省长,令其远离利雅得权力中心。2015、2016年,沙特王室又连续进行多次内阁调整,能源、水电、交通、宗教事务等重要部级岗位频繁换人。

三是力排众议,着力栽培幼子小萨勒曼亲王。年仅30岁的小萨勒曼出任副王储后,频繁亮相于沙特国防、外交、经济等各领域:身为国防大臣领衔指挥也门战事,协调地区反恐联盟;身为经济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力推雄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作为国王爱子,代表父王多次出访中、俄、美、欧等大国,出席国际性峰会,大幅提高国际舞台曝光率。据传,萨勒曼国王或有意越过小纳伊夫,将权杖直接传给小萨勒曼。在此背景下,沙特王室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2015年9月,英国《卫报》、《独立报》罕见曝光沙特第三代亲王的署名信,呼吁“发动宫廷政变”,罢免萨勒曼及其子、侄的职务,力挺第二代在世亲王。

目前,王储小纳伊夫、副王储小萨勒曼和前国王之子穆塔卜亲王分别把持内政部、国防部和国民卫队三大强力部门,三足鼎立。三人之中,小萨勒曼受到国王力挺、风头最盛,但是年纪最轻、资历尚浅;小纳伊夫为王位第一合法继承人,手握内政部和反恐权柄,在王室内人缘颇佳;穆塔卜亲王控制15万国民卫队,实力不容小觑。短期看,三大力量间相安无事,但从长期看,矛盾和变数恐难避免。

王储与副王储间的关系尤其引人瞩目。2016年9月初,小纳伊夫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低调,激烈回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其对沙特管理朝觐不力的指责“缺乏可信度和客观性”,称伊朗政权正在将朝觐“政治化”,借此“破坏伊斯兰教的教导”,据说王储言论在沙国内引起积极反响。9月21日,小纳伊夫又代表沙特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并在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同月他还出访土耳其,与土总统埃尔多安讨论反恐、经贸合作等问题。另外,沙特国内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沙特前情报大臣图尔基•萨尔亲王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沙特王储继位基本按照长幼顺序,不会有太多变数。另一位沙特王室成员透露,他认为小萨勒曼会继承王位,但那恐是“在小纳伊夫卸任以后的事情”。他称小萨勒曼“为人傲慢”,且在沙特财政紧张的当下仍生活奢侈,这两点会给他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他“还不像是要当国王的人”。沙特政治评论家阿瓦伊(Mohsen al-Awajy)认为,沙特国王出现在民众视线中已经超过60年,王储小纳伊夫也已出现在大众视线中20多年,而副王储小萨勒曼沙特民众才刚刚认识,现在对他还没有明确的印象。另一位学者卡西姆(Abdelaziz al Gassim)称,小萨勒曼原本以为自己能轻松赢过小纳伊夫,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他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计划面临巨大困难,而在国内的改革计划也面临重重阻碍,引起公众不满”。2016年下半年小纳伊夫“悄然”重回公众视野似乎意味着他无意像有些方面猜测的那样将王位拱手让出。

不过,尽管王室内斗备受关注,但王权斗争对沙特整体社会稳定冲击有限。沙特王室历史上虽不乏兄弟阋墙、争权夺位的先例,但各派在维护王室统治上有高度共识,无论内讧如何激烈,最终仍会在内部解决,不会伤及国本;而且沙特民众高度依赖政府福利,沙特内尚无政治势力有实力挑战王权。正如沙特王室高层人士所言:“没有任何一个沙特王室成员愿干伤害家族的事”。

二  经济压力倍增,转型前路漫漫

自20世纪30年代沙特发现石油后,国家命运就一直与石油息息相关,当前政府财政收入75%来自石油出口。2003年至2013年,沙特借助连续多年高油价实现“十年繁荣”,年均GDP增速高达6%,即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亦对沙特经济影响有限。在此期间,沙特外汇储备扩大30多倍(2014年初达7500多亿美元)。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沙特石油出口收入持续下降,财政压力迅速攀升。2016年沙特政府财政赤字2970亿里亚尔(791亿美元),占GDP的11.5%。同时,沙特不得不小号巨额外汇储备填补财政赤字,截至2016年12月,沙特外储已降至5359亿美元。2016年沙特非石油类产业增长不足1%,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面对严峻局面,一向财大气粗的沙特也不得不“勒紧裤带”,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加速调整、改革、转型。

其一,推出一系列应急措施,尽可能开源节流。2015年6月沙特首次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市,放宽外国公司对沙特的投资限制,以吸引外资刺激经济;2015年内发行270亿美元国债(为8年来首次)。2016年4月,沙特向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汇丰、摩根大通等外资银行财团筹集100亿美元,并要求每一家都承诺为沙特提供约13亿美元的贷款,此为沙特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首次国际发债。同时,沙特暂停、推迟、撤销了大批基建项目。2015年2月,沙特将总额1090亿美元太阳能项目的竣工时间从2032年推迟至2040年,并果断砍掉前国王时期的11座体育场规划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两年中,沙特已叫停、缩减甚至撤销了上百个工程项目,对某些公司也推迟偿付工程款,加剧了私营企业的财政困难。

其二,制定经济转型方案,立誓戒掉“石油瘾”。沙特副王储小萨勒曼牵头与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制订更为全面、综合、长远的经济转型方案。经过近一年的准备,2016年4月25日沙特内阁终于批准了“沙特2030愿景”文件,由副王储小萨勒曼正式对外公布。该文件的制定旨在将沙特打造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心脏”、“全球投资动力源”和“连接亚欧非三洲的全球枢纽”。“沙特2030愿景”分为社会、经济、国家建设三大主题,强调实现“社会欣欣向荣,经济繁荣兴旺,国家理想远大”的目标。该文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还在官方网站同时配有中、英、日三个外语版本。这份计划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推进经济多元化,最终实现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当天电视讲话中宣称的目标,“在4年内终结对石油的依赖”。该计划中五点实质性内容值得关注:一是推动国营的阿美石油公司部分股权上市。小萨勒曼称,目前阿美石油的估值在2万亿~2.5万亿美元之间,沙特准备通过上市出售其5%的股份,筹得资金作为总额2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一部分;二是提高非石油产业对经济贡献率,将非油外贸出口占比从16%提升至50%;三是改革现有社会福利体系,提高补贴政策的效率,尝试对奢侈品增加税收;四是提高妇女地位,将劳动人口中的妇女占比从22%提升至30%;五是大力发展本国国防工业,使沙特武器国产化水平从目前的2%提升至50%。2016年6月初,沙特内阁又通过“2020国家经济转型计划”,此为落实“沙特2030愿景”的具体计划,预期到2020年,沙特非石油收入增长两倍,由1635亿里亚尔增至5300亿里亚尔;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由目前的7.7%增至30%;政府部门工资占预算支出之比由目前的45%减至40%;削减政府水电补贴2000亿里亚尔(约合533亿美元);创造了45万个非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等。

其三,改变石油“不减产”政策,推动国际油价回升。沙特自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自恃其体量大、外储足,坚持“不减产、保份额”战略,试图借此“拖垮”美国页岩油等开采成本较高的竞争对手,同时打压“死对头”伊朗经济复苏。但经过近两年的咬牙力挺后,“不差钱”的沙特最终还是被逼到“财政悬崖”边上,不得不改变既有的石油政策。经过数月争论后,11月30日沙特终于与欧佩克代表达成减产协议,同意减少日产量120万桶,降幅相当于全球产量1%。根据协议,沙特每日将减产48.6万桶,伊朗则被允许将日产量提升至390万桶,恢复因西方制裁丧失的市场份额。此后,国际油价明显上升,2017年初恢复至每桶52~54美元。据欧佩克成员国表示,此次减产协议的目标油价是每桶55~60美元。就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减产协议大体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仍未改变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总态势。

沙特的经改方案虽方向正确,但是落实难度极大,外界对沙特经济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其原因有三。一是人力资源瓶颈。沙特公共部门雇用了该国三分之二的员工,家庭需求绝大多数依赖政府支付的工资,而私营部门支付的工资总数不足GDP的4%。长期以来,高福利下沙特国民普遍惰性较高,缺乏开拓、进取、吃苦精神,各大产业均过渡依赖外籍劳工。2016年4月沙特尝试削减水费补贴,立即招致民众抗议,水电大臣被迫下台;7月吉达又出现数百名下岗工人抗议。二是宗教势力掣肘。长期以来,沙特家族依赖瓦哈比派瓦哈比家族的历史性契约是其立国之基,沙特家族依赖瓦哈比派提供执政合法性,同时给予后者在教育、司法、宗教等领域的诸多特权。沙特推动经改势必导致社会进一步世俗化、现代化,难免触及瓦哈比教派利益。2016年4月,萨勒曼下令取消宗教警察逮捕、拘禁权,并将这支队伍管辖权直接收归国王。同年底小萨勒曼公开称,任何妄图抵制改革的宗教势力都将受到严惩。三是非石油产业举步维艰。在沙特这样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鲜有成功先例。2016年沙特非石油类产业GDP增长不足0.5%,为2011年以来最低点,折射出沙特石油经济惯性巨大,各类优惠措施难起实效。

三 四面出击全力遏制伊朗

传统上,沙特外交保守、谨慎,不挑头,不冒险,不公开插手地区事务。但“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昔日阿拉伯“旗手”或元气大伤,或陷入内乱,沙特被推向地区政治舞台中心,成为阿拉伯国家的“老大”。萨勒曼就任国王以来,沙特公开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谋求发挥领导作用。

前国王阿卜杜拉执政后期,为防止王权遭“革命”浪潮冲击,沙特于2011年3月派兵进入巴林协助王室应对什叶派动乱,并推动阿盟为美欧军事介入利比亚战争开绿灯,2013年大力支持埃及军方镇压 “穆兄会”等。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大幅调整地区政策,四面出击,将遏制伊朗作为外交首要。一方面,积极组建逊尼派联盟。沙特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扶持代理人,对抗伊朗不断扩大的影响,并于2015年3月“率领”10国军队干预也门内战,此后又组建逊尼派34国“反恐联盟”,矛头直指伊朗。另一方面,沙特为争取更多“反伊朗”盟友,2015年二三月间邀因支持穆兄会势力而与沙特有隙的卡塔尔、土耳其元首访问,积极修复关系,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问题上加强合作;7月17日,萨勒曼还亲自接见哈马斯高官。尽管如此,2015年7月14日伊核全面协议达成,伊朗处境改善,地区影响力继续看涨,所谓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等“什叶派之弧”更趋稳固。俄罗斯2015年9月强势介入叙利亚战局,进一步影响中东乱局,叙巴沙尔政权明显改善。

进入2016年,沙特在地区外交“对抗伊朗”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一,外交“组合拳”不断。1月初,沙特处决什叶派知名教士尼米尔,刺激伊朗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沙游行,并以驻伊朗使馆遭冲击为由与伊朗断交。沙特以此为由施压地区逊尼派国家“表态”“站队”,巴林、苏丹、吉布提等国步沙特后尘与伊朗断交,阿联酋、卡塔尔亦与伊朗降低外交关系。4月初,国王萨勒曼、副王储小萨勒曼同时出访埃及、土耳其、约旦三国。在埃及,萨勒曼慷慨解囊,承诺将加强经援力度,签订合同金额超240亿美元,其中包括:成立总额16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助埃提高能源、电力、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修建“连通亚非”的跨红海大桥;沙提供15亿美元优惠贷款开发西奈半岛等。埃及则投桃报李,给予萨勒曼最高规格礼遇,埃政府宣布将主权归属模糊的蒂朗岛、塞纳菲尔两岛“移交”沙特。在土耳其,萨勒曼与埃尔多安举行首脑会谈,并出席土主办的第13届“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峰会最终公报明确谴责伊朗“对巴林、也门、叙利亚、索马里等国内政的干涉”及“支持恐怖主义”。在约旦,小萨勒曼与约旦国王发表联合公报,指责“伊朗破坏地区稳定”。

其二,沙特在军事上也对伊朗“磨刀霍霍”。2月底,沙特集结20国的15万兵力,举行“中东史上最大规模、最重要的军演”。除海湾六国外,埃及、约旦、突尼斯、摩洛哥、苏丹、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科摩罗等8个阿盟成员国,以及塞内加尔、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乍得等6个伊斯兰国家参与,军演动用诸多美式尖端武器。3月沙特又推动海合会、阿盟将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定位为“恐怖组织”,中断对黎巴嫩政府的40亿美元军援。同时,沙特2016年继续深陷也门战事,主导多国联军持续对胡塞武装据点猛烈空袭,同时支持哈迪政府军在地面配合攻势。10月9日,沙特对也门目标空袭导致现场140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为2015年3月沙特介入也门战争以来造成平民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下,沙特被迫承认系“误炸”。

尽管左冲右突,沙特地区处境一直比较被动。一方面,沙特与伊朗的地缘竞争中明显力不从心。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协助下于2016年12月全面收复阿勒颇,沙特支持的叙反对派失去叙境内最重要据点;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与哈迪形成南北对峙,沙特被迫继续持久战中消耗,骑虎难下;在黎巴嫩,亲伊朗的政治老手米歇尔•奥恩当选总统,真主党势力对黎政坛掌控力有所上升;在伊拉克,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掌握中央政府,大批什叶派民兵更是打击“伊斯兰国”地面作战主力。另一方面,沙特组建的“逊尼派阵营”貌合神离。参与国家对沙或半信半疑,或心存芥蒂,不愿积极出力。埃及明显有所保留,国内问题丛生,与伊朗没利益纠葛,无意卷入沙伊的冲突,在叙利亚、也门等问题上也与沙立场迥异,对沙特主导的34国反恐联盟亦不冷不热。2016年4月塞西政府原本打算以“还岛”作为大礼,不了引发国内轩然大波。2017年1月,埃及法院终裁判定政府签署的“还岛”协议无效。同时,2016年9月,沙特单方面叫停了国王萨勒曼访埃期间达成的输送石油协议。土耳其“脚踩两只船”,游走在沙特、伊朗间,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土更不愿与伊朗撕破脸皮,不断谋求土伊经贸能源合作,伊斯兰峰会期间,土伊签署包括降低关税、能源投资等多项合作协议。此外,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小国也无意在伊朗问题上为沙特冲锋陷阵。

四 沙美关系陷入低谷,探索外交多元化

在与域外大国关系方面,沙特近年来也遭遇诸多变局,其中尤以沙美关系恶化最为突出。沙特素将美视为最重要盟友,“石油换安全”为沙美关系基础。但自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以来,美国坐看穆巴拉克垮台、坚持与伊朗核谈判、继续偏袒以色列,均令沙特寒心。与此同时,美能源独立性不断提高,沙特在美全球战略棋局中重要性不断下降。2015年萨勒曼上台后,沙美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上矛盾日益公开化。2015年5月,萨勒曼故意缺席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海湾国家峰会,虽然此后萨勒曼9月访美,但成果寥寥。2016年4月,奥巴马为“安抚”沙特抵达利雅得访问,但沙特国家电视台罕见未进行电视直播,国王萨勒曼也未亲往机场迎接。“奥巴马访沙遇冷”当时成为各大媒体热炒话题。此访中,奥巴马虽与萨勒曼举行了首脑会谈,并随后出席海合会首脑峰会,但均没有实质成果。有评论认为此事凸显沙特对奥巴马政府已不抱希望,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奥巴马的继任者。

2016年的确是沙美关系最为“困难”的一年。其一,“9•11”事件余震又起。5月17日,美国参议院“一边倒”通过《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任何被认定参与过在美国土上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都将失去能使它们免受起诉的主权豁免权。众所周知,“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15名拥有沙特国籍。该法案一旦成立,意味着“9•11”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起诉沙特政府。此后尽管奥巴马9月23日以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否决了该法案,但9月28日美国会仍以压倒性多数推翻了奥巴马否决,强行通过法案。两天后,“9•11”遗孀斯蒂芬妮•德西蒙在华盛顿对沙特提起诉讼,称沙特对其丈夫之死负有部分责任,并要求赔偿。诉讼文件指出,沙特通过特工和所谓慈善机构向“基地”组织成员执行袭击提供了资金和其他后勤支持,“如果没有沙特的支持,‘基地’组织根本没有能力去构想、计划并执行‘9•11’恐怖袭击。”此事引发沙特政府强烈反弹,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扬言将抛售沙特政府手中的7500亿美元债券和资产。

其二,也门战争长期化令美生厌。自沙特主导多国部队干预也门战事以来,美虽心中不满,但囿于盟友关系仍提供情报支持。但随着也门战事长期化、泥潭化,沙特在美眼里越来越成为“麻烦制造者”,特别是沙特空袭屡屡造成重大平民伤亡。2016年9月21日,超过60名美国众议员集体“上书”奥巴马,要求叫停对沙特新的军售合同。2016年10月沙特“误炸”也门葬礼事件后,美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声明说,“我们对葬礼礼堂遭到空袭的报告深感不安,这一消息如获证实,将是对也门平民的又一次袭击。”“美国与沙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我们将立即重新审视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的支持,尽管这一支持此前已显著减少。”此外,沙美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沙特将叙巴沙尔政权视为伊朗左膀右臂,一心想借叙内战将其推翻,但美自2014年6月以来开始聚焦打击“伊斯兰国”。2016年下半年,美国对反对派在阿勒颇败退袖手旁观,让沙特内心愤懑。

沙特在与美关系渐行渐远背景下,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拉近关系。副王储小萨勒曼2015年6月、10月两次访俄,决定向俄投资100亿美元,并力推元首互访。2016年1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超高规格”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揭开中沙关系发展新篇章。201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和沙特副王储小萨勒曼共同主持中沙高委会首次会议,就“一带一路”建设同沙特“2030愿景”战略对接达成共识。此外,英、法、德等国均与沙特签署多项军售大单。

总体看,沙特虽然力图减少对美依赖,但美沙同盟已历经70年,虽有裂痕但不会全面破裂。沙特仍将美视为安全上的唯一后盾,在维稳、反恐、遏制伊朗等关键问题上不得不仰仗美国。美虽然对沙不满,但仍重视其政治、宗教、能源上的特殊属性,在反恐、地缘事务上仍需沙支持。美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可望在遏制伊朗问题上调整政策,沙特国内普遍对美新政府持乐观态度。

五 安全隐患长存,反恐任重道远

在安全、反恐方面,沙特始终处于自相矛盾、左右为难之中。一方面,沙特政府一直高举反恐大旗,不仅在国内对各类恐怖组织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全力配合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反恐行动。但另一方面,沙特以保守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为国教,其国内大批保守派宗教人士、非政府组织长期对极端伊斯兰势力提供支持。20世纪60年代,沙特国王费萨尔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和世界穆斯林联盟(the Muslim World League)两大机构,向国外输出瓦哈比教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赫德国王大力支持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伊斯兰研究中心、伊斯兰经学校等机构,据称在非穆斯林国家建设了1500所清真寺、2000多所经学校。上述大规模对外宗教输出都得到了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等沙特国内非政府基金会的支持。据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基金会与“基地”为首的极端暴恐组织存在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世界穆斯林联盟资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宗教学校曾向其学员讲授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9•11”事件前,沙特官方对其国内极端思想滋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愿将这些基金会行为视为“支持恐怖主义”,也不愿与其他国家开展反恐合作。20世纪90年代长期担任沙特内政大臣的纳伊夫亲王(现王储小纳伊夫之父)曾公开称,有关本•拉登恐怖主义的指控是“美国宣传产物”,甚至将“9•11”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沙特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基地”组织不仅在沙特国内发动恐袭,也开始对沙特海外人员、安全部队进行袭击,2003年至2006年间,沙特有100多人在恐袭中丧生,数百人受伤。此后,沙特开始在国内加大反恐力度,在国际上与美等西方国家加强反恐情报合作。总体看,从2003年以来沙特在反恐上态度已大幅转变,但鉴于沙特本身瓦哈比立国属性,西方国家仍对沙特的反恐存在疑虑。

“阿拉伯之春”后,沙特安全形势明显恶化,特别是2014年6月“伊斯兰国”在沙特邻国伊拉克兴风作浪,进一步冲击沙特国内安全。“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公开自称“哈里发”,扬言将“攻占麦加和麦地那”。2014年以来,沙特国内出现多起暴恐大案搅动社会。恐怖分子专门针对什叶派聚居的东方省下手,意在挑起教派矛盾。据沙特内政部统计,2016年沙特国内遭遇恐怖袭击数量高达128起,共造成1147人伤亡,其中尤以2016年7月4日“三城连袭”最为突出。当天,沙特三地同一天遭到自杀爆炸袭击,其中包括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麦地那。这次恐袭对沙特及伊斯兰世界震动极大,发生暴恐地点在先知清真寺附近,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点之一”。阿拉比亚电视台称,这是恐怖分子首次针对伊斯兰教“圣地”开展恐袭。而且,三起暴恐发生时间为伊斯兰教的斋月,肆无忌惮直接挑战沙特国王“两大圣地守护者”地位。

面对暴恐浪潮,沙特政府的反恐措施不断加码。一是保持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高压严打态势。王储小纳伊夫长期处反恐前线(内政大臣),在反恐问题上更注重实效。从沙特内政部公布的2016年“反恐成绩单”可见,政府全年发起了8次安全行动,成功摧毁了12起恐袭阴谋,逮捕“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达190人,粉碎了针对清真寺的7起自杀式恐怖袭击,保护了清真寺100万穆斯林和吉达瓦哈(Jawhra)体育场6万名观众的生命安全。另据《沙特公报》2016年12月27日报道,目前共有2093名沙特人在海外恐怖组织活动,其中1540人在叙利亚。同时,沙特加强国内个人、企业、基金会对涉恐团伙提供资金支持的管控,加大对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传播极端思想的打击力度。二是通过宗教、经济、社会等系统性改革,力图根除恐怖主义土壤。沙特35岁以下青年人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二,国内社会结构复杂,大批失业青年成为潜在的恐怖分子争取的目标。沙特近年来出台多项针对青年的“去极端化”政策,如约束宗教警察权利,提高国王、政府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控权,对思想极端青年进行系统性“去极端化”教育。同时推动经济多元化,通过实施经济转型计划,壮大私营部门实力,以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但上述治本之策落实难、见效慢,在可预期的未来,沙特国内安全局势仍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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