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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期:2018.09.20  来源: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

中国特色中东战略初显端倪

الاتجاهات الناشئة 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شرق الاوسط ذات الخصائص الصينية

2016年1月19日~23日,习近平主席出访埃及、沙特和伊朗中东三国,5天之内同三国领导人和三个区域组织负责人会谈,参加40多场活动,签署52项合作文件。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中东核心国家进行完整的专门访问,是中国与中东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外交中的大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战略意义。十八大以来习主席足迹遍布五大洲,中东之行是其全球行的最后一站,因而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的最后一块拼图。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定性,中国对中东主要国家、主要问题的态度,这些战略核心要素的轮廓逐渐清晰,中国特色的中东战略呼之欲出。

历史上,中东从来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自西汉以来,中国与中东断断续续邮过一些交往,中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在特定时期是中国通往欧洲的通道,更多的时候则是障碍。伊斯兰教扩张、蒙古西征期间,中国与中东接触最频繁、最深入,尽管这种并非双方共同的选择。15~19世纪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时期,中国与中东的交往严重受阻,鲜有商人、朝觐者冒险进入这一地区。20世纪初中东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与中国以及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通道得以恢复。然而,1949年前中国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对中东完全没有兴趣,“伊斯兰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交往的唯一中介”。

冷战时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同中东的交往密切起来。当时,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先支持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推动反美、反苏的不结盟运动。中国积极介入阿拉伯事务,但是处于战火中的阿拉伯国家迫切需要武器援助,中国没有能力提供改变地区实力结构的武器,能提供的只是“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比较有限。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中东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东跃升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且中国拥有大量贸易顺差,可以弥补当时急需的外汇缺口。1983~1988年中国同中东的贸易顺差达120亿美元,年均20亿美元。1982~1991年,中国对中东的军售占中国全部对外军售的70%以上,中国凭此跃居全球第五大武器供应国,获得100亿美元外汇。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东对中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1994年中东石油就占到中国全部石油进口的40%,此后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中东直接关系着中国的能源安全。此后,在能源贸易的带动下,中国与中东各国展开全方位经济合作,同时坚持不干涉内政、不卷入地区冲突的传统原则。中国已经进入中东经济的舞台中心,但是尚处在中东政治、安全舞台的边缘。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和谨慎保守的政治安全政策构成了中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特征,也让中国成为没有在中东问题上犯大错的唯一大国。然而,近年来两股力量相向而行,把中国向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推送。一方面,中东政治日益全球化,巴以冲突、“伊斯兰国”问题、叙利亚危机等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事件,中国必须承担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大踏步向中东迈进,中东政治同中国息息相关。历史上,中国首次在中东同时拥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需要在一些问题上明确自己的看法、做法。中东首次成为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迫切需要完成、清晰、可持续的中东战略。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认为中东的主要矛盾是巴以冲突、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国的中东战略围绕着两大矛盾展开。2016年1月21日,习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政府对中东问题的主要矛的新判断,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自己国家建设经验的总结,注定将成为中国中东新战略思维的核心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内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取得各项成就的根本保证,即在保持社会、政治几班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在发展中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中国虽然不会把自己的历史强加于人,但是这些宝贵经验必然会体现在中国自己的中东战略思维中。

目前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全方位的,但是龙头和抓手还是经济,经济既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利益,也是中国在中东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途径。对于长期处在动荡中的中东而言,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是地区国家的普遍需求。发展经济虽非中东每个国家最优先的目标,却是每个国家最基本的目标之一。现代以来的中东史也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能找到解决政治、宗教、民族、外交问题的创新方法。相反,在经济发展停滞时期,其他问题不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在优先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历史经验、现实需求、未来规划基本吻合。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重叠,双边经济合作更是中国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在共同发展中解决中东、中国自身的问题,在经济合作中发展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合作为抓手”亦成为中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特色,与美、欧、俄的中东战略有明显区别。

21世纪前10年,中国和中东经济同步高速发展,带动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蜜月期。2003~2014年,国际油价从20多美元飙升到100美元以上,借这一波油价上涨的东风,中东迅速崛起为国际金融、投资、航空、海上运输和文化体育中心之一,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同期,中国经济也处在强劲增长阶段,GDP从1.2万亿美元飞速增长到10万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中东则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迅猛增长的地区,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吸引力暴增。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下降,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成为中东能源的大买家,国际能源消费市场的重心向亚洲倾斜。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对美国的表现不满,在政治、安全领域也寻求多元化,有意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纷纷提出了“向东看”战略,中国同中东国家政治关系升级的空间扩大。

与其他大国对中东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关系不同,中国把援助、投资、贸易融合到一起,把政府、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中东经济政策。2001~2011年中国对中东的援贷、政府主导性投资达1100亿美元,远远大于美、欧对中东的发展援助,对中东的影响也更大。但是,这种好日子、蜜月期已经结束了,中国和中东经济几乎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如果说,此前十多年中国与中东密切的经济关系主要依赖双方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靠的是经济总量的需求,未来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动机则是经济结构调整,靠的是经济质量的推动。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后,中东国家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加紧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埃及2016年2月提出“2030可持续发展战略”,沙特2016年4月出台“2030愿景”,伊朗2014年2月提出“抵抗经济24条”,再工业化都是这些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重点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国同中东的经济战略再次同步,工业化成为战略交汇点。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产能合作成为2016年习主席访问中东的议程重点,更是中国与中东进行经济合作的主阵地。在访问期间,中埃签署21项合作文件,中沙签署14项合作文件,中伊签署17项合作文件,合作内容涵盖经贸、能源、金融、通信、航空航天、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习主席访问期间还宣布,中国将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总额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综合上述各项承诺,专门针对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的基金达550亿美元。此外,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也可以参与中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同埃及、沙特、伊朗三国分别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至此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科威特、约旦等中东7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类似协议,10个中东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受油价影响阿拉伯国家经济形势普遍低迷,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进入比较困难的时期。2016年中国同中东地区的双边贸易额为2288.6亿美元,大大低于2014年的3335.9亿美元,甚至也低于2011年的2669.9亿美元。同样,2016年中国全年对外投资1750亿美元,对中东地区投资为98.6亿美元,只占总数的5%左右,其中仅以色列一国就达63.7亿美元。中国在工程承包领域仍然享有传统优势。全年对外工程承包764.6亿美元,中东占200.1亿美元,约为26%。由此可见,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合作前景目前还仅仅是潜力,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双方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也受能源价格、政治稳定、国际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影响。

政治上,中国在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加大参与中东政治的力度,搞好全方位平衡外交。习主席同时访问埃及、沙特、伊朗,就是平衡外交的最佳体现。历史上,大国以结盟分治为基础,以军事干预为手段参与中东事务,后患无穷,最终黯然收场。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有过潮起潮落的相似轨迹。整体而言,外国干预是今天中东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殷鉴不远,中国不能蹈袭20世纪大国的“中东悲剧”,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长期以来,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两大支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包括“四不一全”,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仍将是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原则,也将是中国同其他大国中东战略的重要区别。

中国不仅自己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不赞成其他大国敌、友分明的中东政策,还反对中东地区大国干涉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内政。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四次投否决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中东国家的内部斗争。以美国为核心的盟友体系是当前中东安全结构的重要基石,不可否认其在安全领域一定程度上提供者公共产品。但是长远看,外国军事力量负责任地撤出中东,让中东地区国家间建立自己的平衡结构,才能给中东带来长远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现实却是地区大国、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加剧,中东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地区政治层面上2011年以来伊朗阵营与沙特阵营的斗争成为中东政治的主要矛盾,两国几乎卷入中东每一场军事斗争和政治竞争,这是战争激化、长期化的原因之一。在域外大国中,伊朗和沙特的盟军应当本着负责的态度,促使这两国保持克制,鼓励其对话和解,唯有如此,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危机才有缓解可能。中国作为不结盟大国,在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土耳其之间维持全方位平衡外交,有条件从伊朗、沙特两方面做工作,发挥政治桥梁作用。习主席同时访问沙特、伊朗,受到两国热情友好的招待,充分说明中国在中东政治中客观、公正的政治立场。历史经验证明,大国的军事干预和政治干涉大都产生负面效应,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导致这两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民主试验激发出无政府状态。由中东地区国家实现本地区的权利平衡、依靠本国人民的探索找到现代化道路,虽然将是漫长甚至可能是血腥的,却是中东问题的唯一出路。习主席在访问期间强调,“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高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这可以称为中国中东战略中的“三不政策”,准确概括了中国处理中东事务的政治原则。近几年来,中东国家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外交竞争不断激化,各种力量不得不选边站,域外大国也介入其中,这是中东最可怕的一种发展方向。在此关键时刻中国这样的和平力量更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坚持不干涉、不卷入中东国家间的冲突,并不等于不表态、不参与、不积极、不进取。相反,中国在中东重大政治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态度、做法和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才能为中东和平与稳定提供正能量。2016年以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日趋恶化,巴以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这些危险态势都迫使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

在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教关系问题上,中国不持立场,但是反对任何国家向别国渗透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主张政教分离。中东政治离不开宗教,目前中东每一场政治冲突中都有宗教冲突的因子。尽管几乎所有中东国家(以色列除外)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各国的政教关系亲疏不一。其中,伊朗、苏丹、阿曼、沙特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建立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之上。过去100年来,伊斯兰教一直在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国家内壁,政教关系应该是本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自从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就具有了排他性的身份。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特别强调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在中东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以来,宗教大规模介入国家间政治,往往从政治斗争中催生出极端主义。不论是目前的“伊斯兰国”,还是20世纪末的“基地”组织,都是宗教卷入国际政治斗争引发的结果。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一些国家向别国渗透、传播本国的宗教意识形态,使宗教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这不仅威胁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也直接危及相关国家包括中国的安全。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密切跟踪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政策,努力为缓解巴以问题的困境做出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2002年,由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组成的“中东四方”调节机制日趋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作为巴以和平灯塔的“两国方案”名存实亡。2009年巴以和谈失败后,“两国方案”已经成为越来越遥不可及的目标。从以色列方面看,在巴勒斯坦最终地位搁置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政府通过“冲突管理”维护以色列自身的安全控制。而巴勒斯坦方面,在通过和谈建国无望的情况下,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单方面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让步,以改变巴勒斯坦的生存条件。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和支持越来越向巴勒斯坦方面倾斜,美、欧,特别是美国传统的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呈现渐行渐远的状况,2016年底没有美国政府罕见地首次未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定居点的决议案投否决票,致使该决议案获得通过;欧洲多个国家会议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国,其中瑞典率先垂范,欧盟对以色列在定居点生产的产品实施经济制裁,法国牵头主办两届中东和平进程大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既是中国外交的一贯传统,也是国际道义之所向。因此,在巴以问题的新阶段,中国应该且有能力发挥较前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提出:“我愿在此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有力行动,在政治上激活和谈进程,在经济上推进重建进程,让巴勒斯坦人民早日看到希望。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我们理解巴勒斯坦以国家身份融入国际社会的正当诉求,支持建立新的中东问题促和机制,支持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为此作出的努力。”在这一年里,中国外交也是按习主席所呼吁的方向前进的。2016年12月,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决议案。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努力,积极参加法国主办的中东和平进程国际会议,坚持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案。中国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客观公正的立场得到了广大阿拉伯国家的好评,2016年5月12日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由中国和阿盟21个成员共同签署的《多哈宣言》,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在中东政治现代化问题上,中国鼓励和支持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可控的改革进程。2011年以来,美欧国家曾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所谓“民主革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直到今天,中东国家仍然在“革命”问题上分为两派,卡塔尔、土耳其等国支持“革命”,沙特、埃及等国反对“革命”,美欧立场则从支持 “革命”向反对“革命”的方向偏移。“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能发生,说明故步自封、不改革没有出路;“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败,说明暴力革命、西式民主在中东也没有出路。20世纪初以来的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表明,任何一种外来模式都在中东水土不服,不论是东方的模式还是西方的模式概莫能外,中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痛苦和困难,必须在实践中摸索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自身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渐进式改革既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也能解决迫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一条值得阿拉伯国家借鉴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阿拉伯国家暴力改革的失败,从正反两面说明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中国自己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也要求其他大国不要干涉内政,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时间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手中都没有中东政治现代化的良方,中东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历史经验只证明了哪些道路行不通,并未指明哪些道路行得通。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在于,由本国掌握主导权,通过小步慢走、不断试错,可以避免犯大错误。习主席指出,“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照搬没有出路,模仿容易迷失,实践才出真知。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实际上,以习主席宣布的“三不政策”为核心的原则,是对中国中东战略传统原则的继承和发扬。早在1979年,以色列中东问题专家希霍尔在总结中国中东政策时就指出,“同其他大国不同,中国不是要获取领土、基地、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而是鼓励当地政府和人民反对这样做的大国,同时中国自己不卷入、不谋求取代这些大国”。

长期以来,大国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要制衡因素。目前,中国中东政策正逐渐摆脱美国因素的制约。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是中东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以色列习惯上将中东地区的国家和各派力量分为“反抗轴心”和“温和阿拉伯国家”;“反抗轴心”包括伊朗、叙利亚、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温和阿拉伯国家”则包括沙特、埃及、约旦等,卡塔尔和土耳其等也属于这个行列。显然,后者是美国的朋友,前者是美国的敌人。在敌我泾渭分明的时代,中间地带比较窄,中国同伊朗的关系也受到美国制约,因为中国要考虑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近年来,中东地区政治结构发生变化,沙特、埃及等传统盟国同美国拉开距离;伊朗作为传统敌人,同美国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缓和,朋友不再那么像朋友、敌人也不再那么像敌人了。在此背景下,中国中东政策的美国制约因素在弱化。中美在中东的重要利益基本重叠,理论上中美在中东没有核心利益冲突。但在具体问题上,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历史经验相异,加上美国在中东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两国的策略及行事方法往往大相径庭。中东虽很难充当中美合作的新舞台,但也不应成为中美博弈的新战场。中美在中东可以相向而行,而非各行其是、互相拆台。

2011~2015年,中东军事采购大幅增加,总额为1485亿美元,占全球军购总额的25%。对中东军售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53%)、英国(9.6%)和俄罗斯(8.2%)。在此期间,中国对中东军售4.23亿美元,占全球中东军售总额的比例不足3%。而中国同期全部对外军售84.47亿美元,对中东军售所占比例仅为5.0%。奥巴马执政期间,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传统大国借机向中东扩张军事影响,加强在海湾的军事存在。英国在中东驻有1200名战斗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2015年在巴林动土修建海军司令部;2009年法国在阿联酋建设一个海军基地,是法国50年来首次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目前有驻军700人。

缺乏足够的军事行动能力是中国中东战略的短板。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关注的议程。一方面人们对中美关系越来越悲观,另一方面对中国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有能力维护中东能源安全,但中国总是把美国视为对手,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美之间非敌非友的复杂关系,美国有能力通过海上封锁打击中国经济,这始终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一把剑。事实上,也一直有美国战略学家把封锁中国能源供应作为一个战略选项。另外一个危险是,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持续下降,对中东的战略投入不可避免地在减弱。哈斯指出,随着美国能源逐渐实现自给,中东动荡对美国的冲击减弱。应当认识到,上述两种可能性始终如挥之不去的阴云,但实际上,美国封锁中国石油通道的可能性只有在中美全面战争情况下才会成为现实。从目前的中美关系态势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非常小。即使真的出现这种情形,中国反制美国的战场应当在亚太,而非中东地区,因为中国在亚太的优势明显强于中东。美国也确实在调整全球战略,但对中东的部署一时半刻不可能撤走。美国在中东仍然有重大利益,如反恐、国际油价、以色列安全、盟国石油供应等,这些仍然需要美国操心。

全球性军事大国是超级大国的自然体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超级大国,跨越性构建全球军事存在超出中国实力。从经济规模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一半,差距似乎不大。但是,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大国”地位,建立在其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基础之上,而不仅仅依赖其经济规模。2012年美国军事指出711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7%。1991年和2004年美国为保护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生产,投入的军费占全部军费的9.5%和12%。据估计,美国海军在海湾的驻军年度费用为600亿~800亿美元。2012年中国军事开支143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中国全年军事指出,只够美国海湾驻军费用的一半。进一步说,不仅仅是军费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影响力和全球盟国体系。美国的军事部署由一个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网络组成。根据2012 财年的统计,美国91%的军队在国内,84%的军事基地(按面积算)在国内。从国内向亚欧大陆扩散,日本、德国和韩国三个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拥有美国海外军事行动能力的68.9%。美国在全球42个国家拥有546个军事设施,其中德、日两国就独占341个。然后,从这三大基地再向外扩散。美国在巴林拥有10个军事基地,驻军2235人,占全部海外驻军的1%。一旦中东有事,美国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的军事基地都可以向中东提供战斗力。必须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全球性军事大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同美国展开全球性军事对抗。

当然,没有一定的军事存在,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就会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例如,当地政治局势失控时,反恐、撤侨、保护侨民、维护海外利益就成为一个大问题,2011年利比亚撤侨就是一例。有人指出,“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能源安全有什么教训,那就是没有必要的政治、军事干预能力,中国作为经济利益攸关方的地位就得不到落实”。哈斯向美国政府建议称:“明智的办法”是离中东的事远点,在中东之外找能源,同时加强对恐怖袭击的抵抗力。鉴于中国对中东能源的高度依赖,中东之外找能源的办法对中国并不适用,既然不可能离开中东,那就只能加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中国没有军事实力干预地区冲突,没有意愿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但是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因此,从长远看中国应当增加在中东的军事活动能力。

事实上,中国适当增加海外军事存在,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护海外利益,既不会损害中东国家利益,也不会引起美国不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艾力克森指出,这样的海外军事存在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是微弱的,但具有非常积极地意义。为此,中国需要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重视提高海外力量投送能力,同时要在外交上为中国海外军事力量寻找可靠的落脚点,建立“蜻蜓点水式”的安全存在。2005年新加坡与美国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美国军队在轮换的基础上可以进入新加坡,可以管理补给船只,可以使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维修美军飞机、船只,但不能涉及主权、协防等敏感问题。这是美国首次试验“落脚点而非基地”模式的海外军事存在。海外落脚点和海外基地的区别在于,落脚点可以向军舰提供维修、补给和后勤支持,而军事基地则能支持战斗行为、能发起对周边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国寻求的补给点只需要同友好国家达成外交协议,向中国停靠船只提供食物、淡水和燃料,这比美国在新加坡“落脚点”的军事性质更淡。未来十年,中国可能在印度洋周边寻找补给点。中国同东道国的协议可能包括加油、补给、船员休息、小维修,可能不会包括美国所拥有的维修、装备补充能力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军事存在可以同美、欧、中东国家合作展开,主要涉及非战斗任务如反恐、反海盗、人道救援、救灾等。理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港口都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东道国同意即可。实践中,为了规避国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必须选择一些政治上靠得住的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是代价小,既不需要大规模军事存在,也不需要同驻在国结盟,关键时刻可以协助撤侨,保护海外利益,还能向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2016年2月,中国国防部宣布在吉布提港的军事后勤保障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初步尝试。

显然,在处理中东问题时,中国同美、欧、俄等大国的原则既有共同点又有较大差异,同主要地区大国的立场也不尽一致。这些特性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和中东的现实特性共同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多年外交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战略。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评论称,中国中东战略的特点是:“和平、商业,同所有国家建立诚实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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